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困境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自由的人格。在孔孟和老庄二大主流文化传统天衣无缝的互补统治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入（入世、出仕）则以孔孟“忠君”思想为行为准则，成为皇权的附庸和帮凶。这是因为，无论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还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毫无例外，都是以“忠君”和“皇权”为根本前提的。即使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为民请命”的清官大老爷，他们的真正目的，也就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还是离不开“维护皇权”这个儒家的本质性命题。也正因为此，他们如果遇到真正的乱世，确实无法实现他们儒家的“忠君”信仰时，他们出（出世、隐居）则以老庄回归自然的思想为寄托，游山玩水、栽花种草，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远离民众和逃避现实的生活。在中国皇朝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真正地“以人民利益为终极目标”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还没有真正出现过知识分子自立、自强、自卫、自信、自爱、自觉、自由的独立人格。当然，这也和历史的局限性有关，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标准来要求古代的知识分子。但作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解读，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来科学地解读历史。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经历了以戊戌变法为前奏，以五四启蒙为主体，以抗日救亡为尾声的全民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历程，其发起和主导者，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在这个全民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迈开了自塑独立人格的起始步伐。

但是，随着急风暴雨式的武装革命，无情地截断了这种民族启蒙和知识分子自塑独立人格的过程。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经历的二次对知识分子独立地说真话的“定点打击”——党外的反右运动和党内的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事件，——，（当然还有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此以后，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干净彻底地失去了说真话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独立人格。刚刚发芽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幼苗，遭到了风雪严寒的摧残。这也就是下面丹桠老师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非常幸运的是，自古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个真正地推动民族思想解放的先驱邓小平，在中华民族发展到“崩溃的边缘”的危难时期，亲自领导和发动了以“真理标准”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再一次地培育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自由人格的幼苗。但在80年代末的那次事件后，客观上，具有独立见解，敢说不同观点的真话的优秀知识分子被迅速地边缘化了，所谓“边缘化”就是：虽然不会受到打击，但将长期地和名利地位无缘。随后就是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出国求学，知识分子的精英大量外流。

当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知识分子的言语环境在总体上确实是在不断地改善，党和政府也确实需要知识分子中的专家学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前期出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回国奉献也越来越成为潮流。但是，从深层次客观地说，就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量腐败和逐步恶化的贫富悬殊的事实来说，人民群众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反腐败和经济政策建言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地不满的。这种不满，并不在于认为他们缺少学术的、科学的知识，也不是认为他们真的存在什么道德缺陷，而是如鲁迅所说的，是在于他们缺乏凛然风骨的“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