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讲稿

法治思维及其养成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2014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党委政法委要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对法治的认识、对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建设的认识都提到了新高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因此，我们讲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我们讲的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国家工作人员的角度看，法治固有的取向是：权力来源于法律，权力受制于法律，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力要尊重权利。一般来说，法治思维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1.法治思维是规则思维。规则是一定程度上凝聚众人意志并为众人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具有确定性、可预期、可执行等特点，是人们对事物理性期待的体现。规则思维的逻辑起点是：既定的规则告诉人们哪些可为（权利）、哪些不可为（义务），以及如何行为（程序）；人们的行为后果是可预期的；规则的确定性、可预期是可兑现的。对政法机关来说，维护社会稳定，首先要严守规则，维护规则的稳定，否则就会破坏人们的预期，理性就变成感性、心安就变成恐惧、有序就变成无序。作为规则思维，法治思维有两个基本特性：

普遍性优于特殊性。法律是普遍的行为规范，其规定的关系模式具有普遍性，而运用法律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具有特殊性。在这里，对普遍性的考虑是第一位的，对特殊性的考虑是第二位的。即使适用规则眼前会产生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也不能以需要解决问题的特殊性排斥规则的普遍性，更不能以下不为例为借口突破规则。否则，就会破坏人们的行为预期，社会就会无序。因此，当碰到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是偶然出现的问题还是反复出现的问题。对反复出现的、普遍性问题，要摸清情况、找准症结，通过确立政策措施、完善制度机制推动解决；对个别性、偶发性问题，要依据既定规则理清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责任归属，逐项研究解决。

恪守非人格化权威。法治作为规则之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治理。从法律主体上界定，权利与权力的本质区别在于：权利的主体是人格化的，与特定的人和利益相联系；权力的主体是非人格化的，不能与特定的人和利益相联系。如果权力的主体人格化，就等于把权力与特定的人和利益挂钩，就会导致公器私用、以权谋私。从人类发展史看，人格化权威与非人格化权威始终存在并发挥各自作用，但非人格化权威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优越地位。在我们的文化中，比较崇尚人格化权威，对诸如规则这样的非人格化权威，有时也要尽量转化为人格化权威，才能被接受、遵从。比如红灯停、绿灯行，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威和制约，但如果没有执法人员在场，这一规则往往就形同虚设，形成独特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这种无视非人格化权威，不接受非人格化制约的现实，给社会治理带来很高成本和不确定性。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就要自觉恪守非人格化权威，接受非人格化制约，用法律规则推动工作、解决问题。

2.法治思维是权利义务思维。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法治思维的实质就是从权利和义务角度观察、分析、处理问题，通过权利和义务的运行，实现法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惩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