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的摸索与困惑

1933年，留洋十四年的广东番禺人邝安堃学成归国，来到了歌舞升平的大上海。这位手握法国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自然成为上海滩各大医院争抢的对象。邝安堃经过一番考虑，最后选择了去震旦大学医学院执教，同时在位于法租界的广慈医院担任内科、皮肤科、小儿科的主任。在之后的近60年里，时代跌宕起伏波澜壮阔，邝安堃却扎根广慈医院，此后从未跳过槽。

邝安堃工作的这家医院，在1904年由法租界公董局和天主教会创办。20世纪初，赴华传教的教会掀起一波办医高潮，上海的广慈、北京的协和、长沙的湘雅等均在此期间建立，它们拥有这片陈旧大陆上最顶尖的医疗水平，甚至在一个世纪后仍然牢牢占据全国医院排行榜前列。跟常人想象不一样的是，这些掌握西医科学的教会医院并没有沦为列强侨民和民国权贵的专属，反而都拿出相当比例的资源来诊治穷人。以广慈医院为例，医院开张不久便分别建设了供贫苦男性和女性治病的住院楼，并在后续不断增资扩建，仅1935年翻修就花费了34.5万银元。广慈全院500张床位中，有302张预留给贫民，“贫者出其膳费，从无因乏资而被拒绝者”。当时出诊的医生，包括邝安堃在内，都有一枚印有“indigent”的小戳，遇到穷苦的病人，医生就会在单子上盖上此章，除膳宿费外，诊治化验等费均不再取。

但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民国并不甜蜜，屈指可数的几个医院像扔进黄浦江里的方糖，杯水车薪。在少数几个城市之外的广袤国土上，治病主要依靠哲学式的中医，西医只是遥远的名词，致命的传染病仍然在肆虐，国家级别的卫生体系更是无从谈起。根据国民政府在30年代做的统计，全国13种疫病的平均死亡率竟然高达23%。在江山飘摇的年代，如何让老百姓享受到优质且廉价的医疗服务，整个国家都没有答案。

1949年5月，陈毅的三野攻占上海，士兵睡满了南京路，住在租界洋房里的教授和名医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从法国人变成了南下干部。震旦大学在1952年被撤销肢解，邝安堃执教的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上海二医大，广慈医院也在不久后被接管。甚至院名也成为清理对象，协和医院一度被改名为“反帝医院”，而广慈医院后来也有了一个又红又专的名字：瑞金。尽管教会医院被扫入历史垃圾桶，它们培养的大批医疗人才却留给了新中国。1958年，青年工人邱财康全身89%的面积烧伤，瑞金调集40位顶尖医生进行抢救，人在五月份被抬进医院，十一月就在搀扶下走出来，震惊海内外医学界。在那个工人当家作主的年代，此事意义非凡，巴金就此写了万字的报告文学，执导87版《红楼梦》的王扶林拍了中国第一部纪实性电视剧，名字简单粗暴，叫做《党救活了他》。

此后瑞金的烧伤科名气越来越大，但邝安堃主持的内科也毫不逊色，并以弟子出众根深叶茂著称。邝安堃有五个得意门生：专攻血液病的王振义、专攻内分泌病的陈家伦和许曼音、专攻心脏病的龚兰生、专攻消化病的唐振铎，皆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王振义更是在1994年当选院士，于2010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家伦和许曼音后来结为夫妻，名气稍小，但他们的儿子日后却大名鼎鼎，那就是日后掌管共和国卫生部的陈竺。

中国历代的杏林名医，都有心怀天下诊苦救弱的理想，但早在教会医院时代，瑞金的医生就发现光凭“慈善”无法解决穷人看病问题。到1940年，广慈医院就不得不依靠法租界公董局每年几十万银元的输血才能维持。如何让老百姓看得好病和看得起病，只能给穷人减免诊金的邝安堃们没有能力去解决，大半个世纪之后，他得意门生的儿子执掌13亿人的医疗保障体系，将这种探索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