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爱泼斯坦是抗日战争时期为数不多对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均有深入采访的国际知名记者。二战之中，西方通过他的报道了解中国战场。尤其是1944年，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了自军政最高层到普通士兵民众，从不同视角写出大量通讯报道并被国际媒体广泛转载传播。他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成为中国抗战新闻传播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爱泼斯坦笔下的中共抗战细节

文章字数：4672

文章浏览数：4在延安枣园，毛泽东主席接见来访记者团中的六位外国记者。后排右起：毛泽东、史坦因、夏南汗；前排右起：福尔曼、爱泼斯坦、普金科、武道。黄浣碧供图

1944年，毛泽东在接受爱泼斯坦采访之后，将一幅亲笔签名的画像赠送给他。至今，这幅画仍然挂在爱泼斯坦的家中。

黄浣碧供图

本报记者苏同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社会上却涌动着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抗战砥柱作用、夸大美化国民党抗战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思想理论界造成很大混乱。

新星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一套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的“战争四部曲”作品集，有《人民之战》、《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和《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这四部著作都是以中国抗战为主题，是作者长期奔走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亲历两条抗战路线之后写成的新闻纪实作品，在国际社会产生过广泛影响。特别是《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以作者亲身体验和真实记录，描述大量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世界重新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力量。

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造谣中伤

1944年，国民党当局不得已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组团出访延安。爱泼斯坦是六名外国记者团员之一。1995年，80岁的爱泼斯坦在回顾这次难忘的采访之旅时写道：“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

爱泼斯坦之所以用“重新发现”这个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政策以外，还实行了非常严密的新闻封锁。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访问，成为第一个采访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他于次年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范围里大放异彩。继斯诺之后，1937年至1939年间，也出现过其他外国记者及访问者所写的有关延安的报道。但是从此之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不允许任何外国记者前往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访问，采取一切手段控制介绍共产党领导军民抗战和边区建设的真实情况传播出去。

直到1944年，在驻重庆外国通讯社的不懈斗争和来自盟国的直接压力下，这种封锁才被突破，国民党才决定允许外国记者组团出访延安。为控制舆论，国民党设置了种种苛刻的限制条件，包括访问团由国民党宣传部代表带队、甄别记者政治倾向、每篇稿件须送审等。其中一项要求，“对共产党地区的所见所闻不予适当批驳是不准发稿的”。为此，记者们“都提前储备了适当的批驳之词以备用于发自延安的通讯中”。

即使如此，稿件发表依然不顺畅，国民党当局对稿件故意拖延十天半个月才发出，并严格限制字数。爱泼斯坦在写给妻子爱尔茜·邱茉莉的信中沮丧地抱怨：“每天正式电讯中才播出我们几个人加在一起还不到2600字的新闻稿，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