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新中国禁毒运动

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这些丑恶现象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新政权建立之初，这些丑恶现象继续污染着社会风气，并且许多烟馆成为反革命分子和盗匪的藏身落脚之地，严重地危害着新中国社会秩序。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禁毒运动展开了。

历代禁烟效果不尽人意

在我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禁烟运动。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由此便揭开了人类史上禁烟运动的序幕。1839年，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门销烟。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晚清新政为了挽救垂亡的政权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后期是民初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前后经历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发布后，各级政府坚持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毒品活动，八万多名毒贩子被判处刑罚，2000万名吸毒者被戒除毒瘾，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罂粟种植。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中，查实以种植、贩运、销售毒品为业的人员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处理，80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缴获鸦片类毒品339万两，制毒机械5716套，用于武装贩毒的枪支882支。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制止了罂粟种植，并通过自行戒除和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时间，我国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相对稳定期。

西南地区：“几乎无户不种”

建国前夕，全国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鸦片原料罂粟。如西南地区调查，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33%，贵州的安顺地区则“几乎无户不种”；西康省种罂粟土地占耕地面积的48%以上；整个凉山地区烟片种植户占各县总户数的60%－80%。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年产鸦片2.3亿两。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以亩产230斤计，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以上。

国民党反动政权把禁烟当作财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烟敛财，除烟亩税金，过境税（含杂收保护费等）外，还大收特收烟馆捐、烟民开灯吸毒“证照费”等，如广西从1932年－1935年，“禁烟”税均为省税中第一大税。巨额“禁烟”税的征收，庇护和助长了制贩吸毒活动的发展，鸦片烟毒流及全省。据统计，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记烟民300592人，全省城乡共设烟馆3000余家，仅南宁市便有烟馆100家，其中大烟馆9家。桂林市一天销售烟土量就达2000两。1949年，桂林绥靖公署一次就从外地运进烟土四五百担，配售给烟民和毒贩。

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