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2012年第6期炎黄春秋

今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分歧，人们对于中国未来走向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于改革的热盼之中。

笔者有幸参加了1987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属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为期一年的集中研讨。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田纪云、胡启立、薄一波、彭冲五个人组成。其职责是：

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小组下面设立一个办公室，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后来又增加了周杰）。同年底，在中央五人研讨小组下面，先后成立了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权力下放、干部和人事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等七个专题研讨组，后又成立改革理论组。研讨人员由相关中央国家机关及研究机构抽调领导干部和少量研究人员参与，专题研讨组并与所在部门党组互动。（参见吴伟：《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者》总第43期）笔者当年曾经接触和参与的一些思想歧见、价值观念、路径和突破口的讨论，特别是体制内外表现出的重大差

异，和今天的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感到有必要旧话重提，回顾一下那次为期一年的集中研讨中的一些基本认识。历史的回顾，也许可以为获取今日的改革共识提供一点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推动改革事业的良性发展。

一、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首先，笔者认为，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今天再度谈起政治体制改革，分析一下那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实为必要。

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就是在文革极端条件下，逼迫人们进行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在文革中首先是从两个群体中开始的，一是文革中受到打击摧残的老干部群体，一是具有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经历的第三代青年。（关于第三代人的定义及特征，参见拙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但是这两代人的反思有一个重大差别，即第一代人往往是回归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求解中国的方程式；第三代人甚至在文革中就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这两批人的结合，形成了最早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锋。

邓小平、陈云等为首的一批老一代对专制制度弊病的反思、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国家命运和个人遭遇中，对国家制度中存在的弊病有深刻的认识，率先提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定思痛，他们开始寻求限制专权、建立防止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国家机制。同时鉴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猛发展，也需要在政治制度层面上适应和保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第一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这次改革首先在社会上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舆论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以理论务虚会、反对“两个凡是”为代表，民间则出现了“民主墙”及很多论坛、刊物，各种思想、观点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来，曾有过一段打破思想禁区的热烈气氛。这一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各种小的波折，但总体上还是有一个健康的思想氛围。党内上下、体制内外共识性很强，即使遭遇到党内一些保守力量的抵制，邓小平依然坚定地将政治体制改革推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亲自掌舵，由尚未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出马担纲，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