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到群众路线

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民为本

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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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9贾丹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现代的以民为本，都是以“民”为立足点而提出的。“民”的提法即不同于“官”，又有别于“人”。首先，“民”是与“官”相对的概念，在使用“民”的场合，往往是指由于分工的存在，人被区分为不同的群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即“官”与“民”。因而，“民本”的提法本身就默认整个社会可以划分为“民”与“官”两个群体。“民本”是从统治者的立场提出的，其出发点是“官”怎样处理好“官”与“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另外，“民”不等于“人”，在使用“人”的场合，往往是相对于“物”以及普遍人性而言的。因而，“民本”不同于“人本”，人本思想强调从人本身出发，研究人的本质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本思想的最终诉求是在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中应该以人的地位为首，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每个人的平等地位。

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民为本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对“民”的认识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本文在简要梳理古今民本思想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的以民为本思想，力图探求两种思想的共同点与根本区别之所在。

一、传统民本思想到现代以民为本的发展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产生根源与发展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根本的政治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精髓的体现。

任何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产生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首先，中国传统的经济条件是民本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社会经济是以农为本的小农经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自给自足，不存在明确的社会分工。分工程度的弱化明显地降低了人对人的依赖程度，造成了社会上单独的个体对整个社会状况的影响并不明显。所以单个的民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民只有作为一个与君相对的整体，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从社会心理基础来看，中国自古的民众就缺乏个体意识，存在着对君主的依附心理。在中国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众在社会等级序列中处于最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君主的思想依附性，根本谈不上个体人的意识和行为，他们的思想观念是由君主来规定的，他们的一切必须听凭君主来为自己作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商至西周时期，当时的领导者已开始从桀、纣的亡国以及现实的斗争中，初步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和“敬德保民”（《尚书·康诰》），开始重视民的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民众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显示出来。孔子较早地提出了重民、富民思想，他说：“足民足食，民信之矣。”（《论语》）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本思想体系。至于荀子提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著名比喻，更是集中反映了“民本”的思想。汉唐时期，民为邦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西汉思想家贾谊吸取秦亡教训，提出“民者，万世之本”的思想（《新书·大政》），唐太宗李世民总结隋亡教训，悟出必须做到“国以民为本”。明清时期，民本思想更加完善，王夫之宣称：“人无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泰誓上》），对民众的力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其民本哲学思想有鲜明的民主因素。

（二）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