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写作中的校园文学

在一个个体叙事的欲望如此旺盛的时代，传记写作已成为很多人的需求。但相对于传记文学写作来说，传记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滞后。理论的力量可以规约和影响实践，在传记泛滥的今天，如何把握传主。如何规约传者与传主的关系。如何呈现传主的生平，这些是理论问题，实质上却相当深刻地影响着传记创作的实践。作为叙事艺术，成功的传记由于其文体内容与历史真实之间稳定的关联性，尤其容易影响当下人们的伦理精神，今天的传记写作却刚好忽略了这种意味，传记写作的泛滥与意义的空洞化，正成为侵蚀传记创作的重大痼疾。

在现代叙事学中，传记的叙事已经变成了一个叙事伦理问题。与理性伦理学不同的是，叙事伦理学不去言说既定的具有规范性的道德说教，其道德实践力量在于读者进入某种叙事的时空后，他（她）的生活因为叙事的力量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叙事让读者为其中的“这一个”人的个体命运动了感情，叙事语言不经意地形塑或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感觉，使他的生活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为某个叙事着迷，就很可能把叙事中的生活感觉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象乃至实践的行为。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叙事伦理。传记的叙事伦理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叙事策略，因此研究传记创作，必须重视传记的现代叙事伦理及其对社会伦理的传播影响力。

一、传主与传者的伦理关系：平等的对话与交流

一部传记是一部灵魂的历史。在写作中，传记作者既可能面对传主生命的光环，也会触及传主人性光环背面的阴影，在此传记作者常常会表现出理性的失衡。自传的作者会被传播的期待牵制自我的审慎，或者会因为传主已然是成功者的心态影响对既往史实的表述，进而虚饰自我的人生。而他传的作者更多是源于传主形象的高大伟岸，影响到对传主的认识。视角决定判断，判断改变认识。传者在表现传主的人生时，常常会生出仰视的悲哀，面对传主的伟岸身躯，不由自主地执行传统的避讳原则，使其笔下的传主失去生命的光鲜亮色，成为单一扁平的正面形象。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传主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仰视传主是叙事伦理的萎缩与异化。无论自传、他传还是别传，传者（即作者）与传主的关系都是平等的。自传作者相对于传主而言，应该是一个客观而审慎的他者。对他传，由于传主一般都是社会名流贤达，为了矫枉过正，作者对于传主甚至应是俯视的关系，因为只有当传记作家在心理上俯视传主时，他才容易把握传主独特的人格，才能有力量去穿透传主身上厚厚的甲衣，审视其真正的人格结构与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