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写作

导论

语言是我们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恪守语言的工具性，是语言学家关注的语言自律性问题;突破语言牢笼，将语言置入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即他律性，是诸如詹明信之类的文学/文化批评家的兴趣所在。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⑹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典籍。他在批判英美经验主义语言观和欧陆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上，将上述这两种语言观融合起来，提出了辩证主义语言观，力图彰显语言的“辩证性”。语言并非中性的“零度写作”，它无法脱离言者所处的社会上下文，并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因此，从语言内部批判到语言外部的意识形态批判是语言本身的逻辑发展之必然，这也顺应了各种后学思想从语言到言语的转向。詹明信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其思路因而是从索绪尔语言学起步，然后考察语言学理论在文学中的运用，即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对詹明信而言，语言所构成的文本总是包含乔姆斯基所言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surfacestructure/deepstructure）或弗洛伊德的显义/隐义（manifestmeaning/latentmeaning）。表层结构就是由语言构成的文本，而深层结构则是历史句法（thesyntaxofhistory），即政治无意识，语言的深层内涵是意识形态⑺。这样，语言本身就突破了自身的牢笼而进入到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

一、建构主义语言模式及其局限性

回到问题本身，语言、思想、世界之间的三维运关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中介，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我们通过语言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外部世界也以自身的存在方式丰富我们的语言，这就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至于我们的思维问题，康德已经作了回答，我们的知识有一部分来自于后天，即经验部分;有一部分来自向先天因素，即先验部分，先天和后天的知识部分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康德将其研究对象限定在我们先天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而已，并没有否认经验部分。我们的思想就是如此这般的，既有先天因素，又有后天的习得因素。只有先天因素，就不会有狼孩的产生;只有后天因素，就不会有失语症。关键的问题在于先天/后天因素产生的机制以及语境问题。关注先天因素是乔姆斯基关心的生成语法问题;关注后天语境问题是北美语用学的兴趣所在，将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化简为前者或后者都无法回应对立面所提出的挑战，也无法形成自圆其说的超理论。学术界的这种“超级理论”理应成为批判的另一种压制性的总体性霸权话语，这是学术上的假大空现象，是虚无主义。语言和人类的知识运作呈相同的取向，对于由语言构成的文学现象也是如此。当然，遮蔽某种视角可以更好地研究另一视角，这是另一问题，否则便是学术上的意识形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