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

汪大海，柳亦博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摘要。公共部门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组织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为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以及公共部门之间建立情感嵌入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使目前社会网络“单一中心”结构转变为更灵活机动、更富有组织弹性的“双中心”结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不仅能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博弈达到一种双赢的纳什均衡，同时还能大幅减少社会交易费用。

关键词：复杂社会网络；突发群体性事件；情感嵌入；社会组织

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都进入了阻力重重的深水区。这一时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也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磨合期。在利益群体相互角力的磨合过程中，难免出现分歧，而分歧的出现会导致矛盾逐渐积聚。一旦矛盾积聚到临界点时，通过“诱因事件”的触发，就很容易形成突发群体性事件。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稳定，已成为当前我国公共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仅仅依靠事先制定各种缜密的应急预案，无法契合复杂多变的后工业时代的需求。正如美国应急管理专家威廉·沃所言，现代应急处置表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应急相应需要精细的计划和组织；另一方面，应急响应又是自发的。应急决策者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临机决断能力，这是因为计划不管做得多么好，都很少能与现实情况完全契合，要把现实中相互冲突的需求整合起来，这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１］我们应当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演化机理，从根源处找到预防和处置的突破口。

一、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演化机理

从事件爆发的原因层面划分突发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根据其参与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将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如各类社区维权群体、失地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上访等。厦门“ＰＸ”事件、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以及上海沪杭磁悬浮工程事件等均属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第二类为“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如民间有组织的反日游行、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集体发泄、“法轮功”煽动的群体性打砸抢事件等。陇南事件、孟连事件、西安反日游行事件等等均属于此类群体性事件。

这两类突发群体性事件实际非“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其演化的基本过程可以用沙堆模型来解释。在此先引入沙堆模型：向一个圆盘逐粒地添加沙粒，起初沙粒紧靠在它们落下的位置上，但是很快它们就叠起来形成了具有平缓斜坡的沙堆。这个沙堆不时会出现某处变陡的现象，这时沙粒就滑下来，引起小小的沙堆崩塌现象。随着沙子增加，一些沙粒开始落到圆盘之外。当加入的沙粒数量与落在圆盘之外的沙粒数量在总体上达到平衡时，沙堆就停止增长，整个沙堆系统在这时达到了临界状态［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