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

王学典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意识形态、材料、洞察力和判断力、利害关系、现代性偏见等种种因素制约着当代史的书写，但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此外，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亟需进行的一项功课。

[关键词]当代史研究；意识形态；西方话语；本土史学;现代性自负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09]11—0029—04

当代史最为波澜壮阔、曲折摇曳，又几乎与每个人的当下境况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最受人们关注。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对于当前的史学界来说，当代史去古未远，余波荡漾，过程清晰，线索历历，最值得抓紧研究，不必等待凝固之后、甚至完全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乃至蜕变为纯粹的文献之后，再去着手研究。

当然，当代史的难写，人所共知。这主要来自以下几点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的限制当然是我们首先要在此强调的。我觉得这一点今天已无必要讳言。虽然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并不总是起负面作用，但主流意识形态却可以提醒你哪些问题可以随时进行研究，而另一些问题则必须放一放，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真理性”认识，一种已经探明的“真相”，一段证据确凿的历史，该不该说出来，的的确确有个“时机”问题，也有个“策略”问题，“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①。虽然不能也不应以要求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自己的确应该明白，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当下的“现实”协调，因为当代史的某些部分的确不同于古代史：当年的刘项之争你可以尽情地发表看法，但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冲突却至今仍需留待后人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某一党派的私利所在，也和整个民族的利益相关。这当然会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你越想知道的、甚至认为越重要的就越不可能畅所欲言，而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其他问题则肯定难以透彻说明。老实说，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涉足当代史，就因为这一段历史迄今还难以从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完全剥离出来。

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相比，材料所带来的困难似乎更具根本性。当代史的材料之多、头绪之繁杂、遍览之不易，那可能是研究“秦汉史”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就以对历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而言，当代有多少专业期刊、多少综合杂志、多少大学学报、多少以书代刊的论丛、多少会议文章结集、多少史家的成果、多少论文、多少著述、多少领域、多少方向、多少专业、多少专题、多少博士论文要看，能看得过来吗。别说“竭泽而渔”了，就是拣最基本的东西看也不容易。而且，这些散在的材料又大都未经过任何哪怕是初步的整理和编排。这和我们上面所说的“秦汉史”研究完全不同：第一，“秦汉史”的文献材料有限，就《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几部书;第二，这些极为有限的资料也已经过许多人的深加工，如整理出的有：秦汉官制史料、秦汉经济史料、秦汉农战史料、秦汉哲学史资料等等。与研究古代史相比，治当代史者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材料上所花的搜集鉴别与披沙拣金的功夫要大得不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