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文章之四十九
隐性流失加剧期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他们执政时期的苏联,尽管综合国力、军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尽管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边脱下鞋子敲打发言桌、一边声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勃列日涅夫将飞船送上天、导弹部署到美国的家门口;尽管形成和拥有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由于他们既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和受益者,又必然是斯大林模式的执行者和传承者。他们共同将斯大林模式推向了固化和极化的境地,不仅消耗完了斯大林模式的红利,而且隐性地损伤和流失了苏共的先进性、合法性和纯洁性,留下一个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
赫鲁晓夫充分利用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特别是执政后期,无法摆脱绝对的权力和谄媚的腐化作用,同样搞党政合一,同样搞个人极权,同样搞个人崇拜,同
样搞党内斗争,同样搞霸权主义,重新走向斯大林式的极权道路,致使斯大林“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反弹和回归,使苏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受到了隐性损伤。
作为等级授职制复制的“武大郎”式干部的杰出代表,勃列日涅夫无能研判和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无心融入和顺应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无力担当和推进继往开来的时代变革重任,痛失苏联历史上的最佳改革时机,维稳抑变18年,使斯大林模式更加成熟、更加固化,走向极化,成为苏联历史上的“超稳定时代”。特别是从1982年到1984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苏共连续三任年老病弱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在职病逝,成为苏共执政危机和纯洁性危机的隐性加剧期。
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苏共经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丧失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革新的最好时机,也由纯洁性的隐性流失期迅速走向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1985年3月11日,在“别无其他的选择”的情况下,
在苏联人民发出“不能在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中,苏共挑选旧体制内“最合适”人选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此时的苏联已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出现了全面危机,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加之,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始终在激进派与传统派的夹缝中犹豫摇摆,始终在“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中折腾回复,始终在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中选人用人,在内外交困、慌不择路的情况下,超越党内分权和党政分工两个阶段,直接搞党政分开,最后将最高权力中心由党内转移到苏维埃再到总统,自己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超级总统和民主利己主义者。
由此,不仅激进改革派抛弃了戈尔巴乔夫,而且党内保守派也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最要命的是各阶层和人民群众都对戈尔巴乔夫感到极度失望,苏联已再也没有改革的时间和空间了,也无人并无能替苏联负责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成为苏共执政危机总爆发时期,成为苏共合法性、纯洁性显性流失乃至急剧崩溃破产时期。
苏共纯洁性丧失过程中的乱象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自斯大林时期起,苏联作为一种
社会主义形态并没有朝着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不仅总体上形成和固化、甚至极化了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而且丧失了苏共由革命党内执政转型、推进权力结构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苏共不断走向“四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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