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土地制度及现代化道路比较

新近一期的《华东理工大学学报》刊载了曹锦清学术讲座，谈他对印度之行的所思所想。

曹锦清说，在印度的三天会议中最大的感受之一，是印度学者的讨论总有一个或明或暗的中国背景，而在中国二十几年来的会议中唯一的背景是西方。印度不断地把中国设定为标准，它有浪漫化的可能，而我们把西方设定为标准的时候，也把西方的标准浪漫化了。

第二个感受，是在印度学者讲中、印建国以后发展比较的时候，他们高度关注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为后三十年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土地问题。

印度实际上在尼赫鲁时期实行过多次以“限田”为中心的土改，限田就是说你有五百亩，那么另外的四百亩就要拿来分掉。它的限田制改革，实际上是改良，不是革命。印度的历史经验证明，用改良的方式从事改革，大体失败。有些地主的荒山、荒地被分掉了。农民得到的土地，一般来讲只能是极差的。

在印度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把英国人赶走了，但把传统保留下来了；而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他们只有反帝没有反封建。印度的土改注定不能成功，原因在于它三千年来的强大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在当代印度不只是在农村存在，它也是一个城市存在。有印度学者认为，印度的工业化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很大程度与种姓结构有关。

在中国，士农工商，宋以后无贵贱之分，但是收入有贫富之别，当我们说某个职业贵或者贱的时候，其实是说它的报酬的高低。而印度不是这样，职业本身有高低贵贱之分，和它的报酬结构之间当然也有强弱不等的联系。印度的等级结构向阶级结构过渡特别艰难，那么中国从宋代以后原有的春秋以前的等级制经过了一千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以后已经完全为阶级结构取代，而阶级结构按照财富占有的多寡、土地的多寡来划分。

土地制度与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密切关系。1950年的土改就造成了大地权的消失和小地权的产生，为农田水利建设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为了推动农田水利建设需要把土地集中，于是公社应运而生。公社为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可以通过统购统销的价格杠杆把农业剩余不动声色地转到城市工业化里面来，而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完成这个。

曹锦清说，土地集体所有制使中国农民长期保留了一个观念，即土地是国家的。虽然土地分掉了，依然可以大规模地征用农民的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是地权实质上的国有。中国基础设施的推进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制度是保证。印度也学中国，学来学去学不动，因为它要征地沿线全是钉子户。

曹锦清认为，一个被历史纠缠的国家要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就有必要隔断与传统的关联。当传统不再纠缠于现代发展的时候，我们要有自信大规模地修复被切断的历史。传统被大规模恢复过来作为我们认识的一种符号，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干的事情。但前提是，如果它纠缠于当下，必须与它告别，不纠缠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有选择地把传统的某些个东西重新召回到当下，来作为我们民族识别、民族记忆，也包括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文化的要素。

（吴晓征）

第二篇：中日现代化进程比较中日现代化进程比较

11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块王世超20112792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