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中央集权关系的有益探讨

如果温习一下清史，尤其是晚清新政，不难发现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是一对非常重要的矛盾。纵览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央集权实属必不可少的一环。19世纪德国、意大利的统一，使国力大增，而英法在此前的几百年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中央集权。美国独立后，临时性的邦联政府难以实行对13州的有效统治。现代意义上的美国实际上诞生于1789年通过的《合众国宪法》，它规定了美国的统治与治理的性质，是一份体现了联邦党人中央集权思想的历史文献。

《共产党宣言》里说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完成了“政治的集中”（politicalcentralization），是高度集权统一的。这是任何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中国的中央集权始于秦朝的郡县制，历史悠久，但由于地域广大，交通不发达，“溥天之下”的中央权力往往不能深入地方，故有“天高皇帝远”之说。封建虽废，实际上是上下悬隔，藩镇割据状态在各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地方甚至与世隔绝。晚清有人倾心于无政府主义，其理由就是中央政府历来对地方并无治理之力，倒是无政府主义切近现实。

中央政府衰弱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晚清中国国力分散，几乎不是统一的国家。刘鹗在《老残游记》的第一回就用八桅大船来比喻大清帝国，八个管帆的“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确实，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是晚清一对尖锐的矛盾，这在财政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地方督抚以厘金的形式自筹军饷，从此“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中央几乎不能插手地方。督抚权力虽大，对地方上层层复层层的贪渎也苦无办法。在美国汉学家费维恺眼里，晚清政府征税能力很弱，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国民收入中受中央控制的部分仅约3%，政府不能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无从谈起。中央财政能力如此低下，却以“仁政”“德政”自欺欺人，国家在面临内乱或外侮的时候无法调配各地资源，也在意料之中。

实行新政而没有强大的中枢，这是晚清十年的基本特点。戊戌变法时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成立，足以表明地方意识太强，暗含了分裂的种子。辛亥革命后各省独立，国家税收几乎停顿，“共和”只是弱政府的招牌，为无政府状态和割据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袁世凯去世后，地方势力更加不可阻挡，战争频发。后来一些名流深恐中央集权伤及自己的地方利益，鼓吹“联省自治”，他们好像怀念秦以前“封国土、建诸侯”的时代，或想回到统一前的德国、意大利，回到已经被历史证明完全失败的邦联制下的美国。

北伐胜利后，财权下行的趋势得以扭转，国民党政府的国库收入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7%，明显高于晚清，但是中央集权的程度离现代化的要求距离甚远。决定性的转变则发生于1949年。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成功，峻厉的中央集权为现代化的改革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