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如何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

据说“文革”期间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笔杆子、枪杆子，革命就靠这二杆子。当蒋介石的威望随着抗战结束达到顶峰的时候，很难想到短短几年之后竟然沦为知识精英眼中的独夫民贼。最终，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一同将国民党赶出了中国大陆。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到1949年间，迅速地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许纪霖。首先是认同的危机。我一直有一个看法，中国传统上是民本政治，从儒家一直到国民党，都讲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本身不可能发出声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领域，有了现代的传媒、报纸、杂志，其中能够主持言论的还是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心的，恰恰是掌握了话语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是否得民心，实际上是是否得士心。统治者应倾听士大夫的清议和民间舆论。

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逆转。逆转的原因，有两个背景性因素，一个是外敌的消失。从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一直到抗战胜利，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来没有断过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个接一个，始终有外敌。这个外敌不是潜伏性的，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外敌的存在，使得知识精英哪怕对政府有诸般不满，还是对合法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认同感，除了个别烂透了的北洋政权，比如张作霖的统治。对于国民党政府，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是一直怀有期待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独立与评论》

内部，有过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像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这些老牌自由主义者，认为独裁虽然不好，但与其存在着无数个小独裁——军阀割据，不如有一个开明的大独裁，在中央形成一个开明的威权，以应付大敌当前的国难。有了外敌，就容易形成精英与政府某种适当的合作关系。抗战胜利以后，外敌基本不存在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消除了。政府不可能再制造什么外敌，让知识分子和国民为了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认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战后知识分子所一致认同的口号是“和平统一，民主建国”。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后来，国民党想通过打内战“戡乱建国”，自然很不得人心，首先让知识精英绝对无法认同。

当外敌消失之后，其他方面的变化就很容易导致离心离德。

许纪霖。另外一个背景性因素是到1940年代，知识精英在利益上日益与政府体制疏离，无法通过其工作获得与其身份相符合的、有尊严的报酬和收入。北洋政府忙于内斗，对知识分子是不太重视的，常常有欠薪。国民党在1927年建立国民政府以后，非常注重拉拢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回来的大知识分子。1927年到1937年，既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只要你不与政府作对，凡是在体制里谋到一份工作，特别在国立大学，收入是非常不错的。国立大学的教授每月有三四百大洋，过的是非常奢华的生活。你想，骆驼祥子一个月七块大洋，也可以在北平温饱了。在四十年代之前，知识精英分享了政权的好处，体制内部的知识精英大都对国民政府有认同感。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有批评和反抗，但大部分知识分子并不关心政治，有利益上的考量。但建立在利益上的统治正当性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利益链发生问题，政府的正当性就发生危机。果然，1940年以后的战时中国，开始出现急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