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源起

冯骥才

一九六七年残冬一个刮风的夜晚，有人敲响我家的门板。对于我这种“被抄户”，敲门声总是带来不祥。但这敲门声音极轻极轻。原来是一个好朋友，他在郊区一所中学教授语文，文革以来整整半年了无音讯。我猜想他一定也是文革猛烈摧残的对象。一说果然，他刚刚被放出牛棚。在半年来牛棚生涯中，由于平时挚爱的几个弟子知道他有梦话的习惯，天天夜里轮流坐在他身边，等着他睡着一说梦话就记录下来，转天逼问他这些含糊不清的“黑话”的反动含义。为此，他从不敢睡觉，到害怕睡觉，再到奇迹般地失去了睡觉的能力。他的身体和精神就整个垮了下来。此刻他站在我面前，那感觉异常奇怪，他好像只剩下一个干枯的核儿。

那时，我和我爱人的家全被抄成了“零”。幸亏得到街道赤卫队的恩赐，给了这几平方米的小屋结婚成家。由于家庭成份问题，我们天天在文革枪筒的准星里惊恐万状。谁都知道，现实比想像更糟。所以相别半年，相对无言，一个劲儿地抽烟——那是一种改名为“战斗”牌的劣质纸烟吧。满屋冒着无声的、辣眼的团团浓烟，直抽到看不清对方。但屋顶上那些老槐树的枝桠在风中像巨兽磨牙一般嘎嘎作响。忽然他大声对我说：

“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这种灾难。如果这样下去几十年，我们都死去了，谁还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经历，那不是白白遭受了么。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都写下来。当然——没人。决不会有人这么干的。这等于自取灭亡„„”

在浓烟里他瞪大眼，那双和睡眠搏斗了半年的眼珠，布满了可怕的血丝。他悲哀又绝望。

从那时，我开始悄悄地把身边所有熟知的人的故事与命运记录下来。我知道这种文字是有杀头之罪的。所以，首先我把这些人的姓名以及地名换成外国的名字，时间换成上世纪，并署上外国作家的姓名，如托马斯·曼，库普林，纪德和斯坦倍克等等。如果万一被人瞧见，就说这是以前从一些外国小说抄下来的。再有就是全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片上，便于藏掖。每当写就，随即埋藏。或是砖底下，或是墙缝中，或是花盆里，或是棉被间，或是一张张用浆糊粘好，外边贴一张毛主席语录或文革宣传画，挂在墙上。我挖空心思来藏匿这些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之作，但对于藏东西的人来说，愈是自己藏得巧妙和隐蔽之处，愈觉得最容易被人发现。于是，我又把这些纸块翻腾出来重新再藏。很长时间里，我是边写，边藏，边找出来重新再藏。

一次运动中，我们被集中到一座体育场内参加公判大会。会场上人们被按照自己所属的单位分开站成一排排，面对着一座临时用木杠和木板搭成的长长的台子，台上装了麦克风与高音喇叭。犯人被押上来，总共二十二人，全戴着手铐脚镣，在台上每走一步，脚下的铁镣声便通过高音喇叭“哗啦啦啦”贯满整个会场。所有人全心惊胆战。随后判决人员宣布每个人的罪状。其中一个因为悄悄写了反革命文章和日记。那天判决最轻的是二十年。大部分枪决。这个写“反革命文章”的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我回到家，看着妻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悲哀的情感。我设想自己也会像那个写反动文章而被判无期徒刑的人，想到妻子会永远地形同守寡„„这不是神经质的想像。灾难的时代充满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