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社会自主治理还是政府治理

由于历史和其他的原因，译介工作对于推动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治与行政学术理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些学者对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介绍，尤其是盖布勒和奥斯本（1992年）的《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的翻译（1996年），（奥斯本和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使不少中国学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趣，这可以从前几年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将“行政改革”或“政府改革”标题化的大量论文以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得到确认。但是，恕我直言，由于我们所研读的理论文献实在有限，更由于客观或主观地缺失来自中国现实实践作为动力和源泉，这种研究的深度似乎很不够。然而，就在我们连新公共管理的经典之作还没读完或是来不及细细琢磨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甚至还在争论什么是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的时候，我们的课程表里又加了一门新学问：治理（govemance）。主要由于mpa项目的促发，大批新公共管理与治理的译著同时登录中国。也许由于这二者之间本身有着不少共同之处，而且即使是在肇事者的西学界的个别学者也往往将它们扯在一起谈论，还可能由于它们在中国时区的共时性，所以，后学者的我们常常鱼目混珠，将它们混为一谈。笔者以为，无论新公共管理与治理在实践操作和理论的政策建议上多么地相似乃至相通，二者的视角和出发点以及理论侧重点都是极为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