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的唠叨与一个时代的伤痛

个老人的唠叨与一个时代的伤痛

——《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读后

写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王蒙年仅22岁，当他出版《王蒙自传》的时候，他已经72岁了。时间的力量，体现在能将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小伙，变成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上。前几年，当王蒙在向我们贩卖他的“人生哲学”（《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的时候，我颇有点不以为然的，自以为一个曾经身在高位的老人，向我们兜售的不过是一些关于犬儒主义、明哲保身之类的东西。看完他的自传，我没有了那份心底的不屑，多了一份对一个时代的伤痛和对一个忍受苦难的老人的宽容。

在时代的重压下，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即使与第一部《半生多事》的压抑比起来，《大块文章》的文字氛围，因为时代的松动已经有一丝清新的气息，但当你看到作者笔下的那些人物（其实都是一些声名赫赫的作家）在政策的重压下摸着石头过河般写作、小心翼翼的样子，你会感觉到一种悲凉与绝望。聪明有才的如王蒙者，当第一次看到《班主任》这样的作品，也不禁感叹，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人物的伤痛。其实以王蒙之才，班主作表现出来的深刻又何足道也。王蒙的感概，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遥想此君当年写《组织部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体现出来的观察力与勇气，早非后来的“红学大师”刘心武可比。然而悲剧正是滥觞于个人的追求与大时代产生冲突，当你还兴致勃勃地投入到诸如“批判”、“启蒙”的事业中，时代却要求你歌颂大好形势。而更关键的是，时代的重压不单表现在精神层面，而更是在现实层面。17年的封杀加新疆下放的经历，使这个曾经书生意气的少年成为一个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精神“侏儒”。可以想像当年的《班主任》破冰之作，在文学界无疑是扔下了一个炸弹，王蒙的感叹，不仅是他自己的，而且是属于那在时代重压之下的所有精神“侏儒”的感叹。自此之后，那一部部小心翼翼地触摸着雷区而写作的文学作品，与其说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不如说是文革后中国思想解放史的一部分。文学更多地承担了其社会功能，而失去了其审美功能，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不幸。在王蒙的笔下，我终于触摸到这些曾经战战競競、如履薄冰的心灵，那些逐渐离我们远去的，卑微而可怜的灵魂，他们内心有如玻璃穿透了皮肤的伤痛，他们忍受苦难的那种坚毅与隐忍，他们跌入地狱而又在地狱窥见光明的幸福。

自传第二部真实表现了王蒙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生活，坦诚细述了他这10年间的心路历程。在唠唠叨叫叨的文字背后，他力图客观真实地再展他一个人的“国家日记”，在对待具体的人和事时，作者表现出其作为一个小说家应有的理性与冷静。这段时期，日益开放的政治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积累在胸中的块垒渐渐消融，历史有如破冰之船一样从黑暗驶向光明。对于王蒙来说，这段时期无疑是他创作的第二个春天（第一个春天刚开始便夭折了），他的很多重要作品，如《春之歌》、《活动变人形》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这本自传里，其实他说得最多的，还是他自己对于一个时代的感受和他为这个时代有感而写的作品。他不厌其烦地引述自己作品中的文字，其实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精神生产的一种自豪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