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

近年来，写文章赞扬西南联大者可谓多矣，例如说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为中国教育史上之“奇迹”，它只存在了9年，却培养出后来成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二人；说建国后成为院士者有当年联大学生多少人，占全部院士的几分之一；说我国原子弹、氢弹这“两弹之父”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邓稼先；说西南联大教授中大师如云，联大教授的水平在世界上应届一流，等等。这些话都讲得不错，可是有一点，即：大家都只谈联大教授的业务水平非常高超，却很少人谈到他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也同样是

第一流的我想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谈这个问题，得先谈“时代背景”，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他们的高风亮节才更加突出，也更加不容易。抗日战争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即抗日战争发生以前），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抗日战争以前一元法币即一元银圆，350元大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一万一千元），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而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惟其如此，才发生了这样一件为我目睹并且震撼了我灵魂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了我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这一“惨不忍睹”的悲剧使我晨惊骇怪，把我吓得丧魂失魄，赶快逃走了。也惟其如此，闻一多先生才于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卖钱。请看当时名震海内外的十二位著名教育家和学者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硕

学鸿儒为先生所写的“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住冻。惟是温摩（按：此字的读音为nun意思是“手气”——祥麟注）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

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闻一多先生如此，吴晗先生呢。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吴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乃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游费、医药费及最少五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再以法律系费青教授为例，费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1941年9月，北大法律研究部付了法币3000元，购买了费先生的藏书。书籍是知识分子的“命根子”，进行科研必须有大量的参考书，而今上述两位教授为了生活，居然决定出售自己的所有书籍，此中苦况，我们今天又如何想象。再如，教授中拖儿带女，家属人口众多、负担沉重者，为数不少。例如：全家人口有六人者为王力、冯友兰、冯景兰、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潘光旦、刘仙洲、游国恩等15人；全家人口为七人者有林文铮、袁复礼、马约翰、闻一多、罗常培、李继侗等14人；全家人口为八人者有蔡维藩、徐继祖两人；而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和作家的朱自清则全家有十口人之多。像朱自清先生家庭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