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感悟

位患者的真实故事

有一位老人，患了尿毒症。接受血透，一透就是五年。终于在某一天，等来了做肾移植的机会。

那是冬季的一个早晨，他的儿子早早赶到病房。虽然外面寒风瑟瑟，雪花飞舞，病房内也没有空调，但是父子俩的心里还是暖暖的。

因为家境并不富裕，血透一次的费用大概在伍佰元，而当时他儿子的工资只有两百多元。也就是说：他儿子两个月的工资只够一次的血透。

按照医生的推荐，每周三次血透的效果会比较好。

老人为了省钱，坚持减少一次血透。每周只有两次的血透，使得老人每次再血透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全身浮肿，整夜呻吟叹气。

一度，老人还时不时地透露出厌世的情绪。每次数小时的血透，他看着自己的血液在管子里不断地循环，如此漫长。他甚至觉得，他拖累了家庭。

这次移植的消息，无疑给他和家庭打了兴奋剂。因此，一早他就早早地披着大衣起床。

病房的一位护士拿来一件手术病号服，扔到病床上。说：“马上要去手术室了，你到走廊的厕所里自己换上衣服。”老人拿了衣服。过了许久，老人哆哆嗦嗦地从厕所出来，打了好几个喷嚏。在厕所外面等的儿子，赶紧给他披上大衣。老人说：“厕所里很冷很冷，窗户上的一块玻璃也破了。为什么医院也不修一修啊。”

刚说着，医院的护工来接他，去了手术室。

儿子在手术室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大概过了一小时，主刀医生从手术室的门里出来。医生无奈地告诉老人的儿子：“这次移植要放弃，因为手术中发现病人盆腔和肚子里的血管条件太差，无法做。”

事后，老人的儿子非常地惭愧和自责。

他后悔没有亲自陪老人一起去厕所给老人挡档寒风，他后悔没有在手术前好好地给老人检查一下肚子里的血管。哪怕给他摸一下脚上的脉搏，也许就会想到肚子里的血管有闭塞的情况，也就避免白挨这一刀。

可能大家已经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就是病人的儿子。

我在行医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件事情，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忽略病人的感受。行医初始

如果在20年前谈现在的手机和微信，几乎是天方夜谭。几乎不会有人相信这玩意儿会挤掉电话机。

同样，人们很难预料到20年后的医疗是怎么样的。

我很幸运地看到，并亲历其中。1992年，我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有幸到当时还很有争议的浙江邵逸夫医院工作。所谓争议，是一家完全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医院突然出现在中国，从文化和观念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邵逸夫医院开张后五年是由美国琳达大学医学中心托管，从院长到科室主任、护理部主任都来自美国。当然也有许多从其他附属医院派来的中方专家。

在20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家没有酒精气味、门诊大厅里摆有鲜花和植物的医院。而那时候，老百姓心目中的医院形象是：上白下绿的墙壁，充满酒精气味。

曾经员工们（包括我）抱怨医院太浪费。在门诊大厅放置那么多盆景和植物，病房走廊里的灯大白天都亮着。然而，美国院长说：医院的环境要比病人家里还要温馨，病人才会感到信任和心情放松，对疾病的恢复也有利。

在20年前，我们第一次懂得病床之间需要用布帘相隔开以保护病人的隐私。第一次知道检查女性病人的时候必须要有女护士在旁。而在当时，别说病床间的布帘，连有些国内著名大医院还有男女混住的病房。

在20年前，我们第一次知道应用偱证医学对于病人治疗结果的重要性。

说到偱证医学，我们的观念改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漫长过程。

一直我们的查房，说得最多的是。“以前我用了什么方法治好了一位病人，所以这个方法是好的。”这让美国医生很担心，因为个人有限的经验可能会误导年轻医生。正如一个人从三楼跳下没有死，并不代表大部分人从三楼跳下没事。

而经验性的行医理念，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