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域文化调查报告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经过再三研究、反复探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同“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宁波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

诚信，是宁波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自北宋“庆历五先生”倡导教育和学术以来，诚信就为历代浙东学者所津津乐道，但议论显得玄虚、高妙。明代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王阳明，用“致良知”三个字把诚信的道理通俗化了。按王阳明的理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一个致良知的问题：“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传习录·答聂文蔚》）黄宗羲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诚则是人，伪则是禽兽。”（《孟子师说》卷七）朱舜水也说得分明：“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诚诚二首》）

浙东学派通过传道解惑的教育手段，用诚信来滋润四明大地，潜移默化地域主体的心灵，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王阳明认为，人人都能通过致良知而达到诚信，哪怕是被儒家最瞧不起的商人。他说，“治生亦讲学中事”，只要“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第十四条）所以，诚信对宁波人民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做人要凭良心”，至今仍是我们的口头禅。

古人谈论诚信，侧重于己之“慎独”与待人之“信用”。诚是对自己，信是对别人。内心之诚发于外便是信；对自己能诚，对别人自然能信，两者相辅相成。而当西潮东卷、门户开放、中国社会开始由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型，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人们又与时俱进，将诚信从传统社会的单纯道义转向近代社会道义和功利的双重推动，将诚信从农本社会的情感依据转向商业社会的理性依据，讲求诚信待人与诚信立业并重。

诚信确乎不是和功利无关的纯粹形而上的理念，而是利益追求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所谓契约，就是市场经济时期诚信的具体文本。它是一种在内容上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把内在的自我软约束转为外在的法律化的硬约束。契约要能生效，义务得以履行，必须以忠诚信守为先决条件。离开了信用，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诚信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没有诚信，商业就是欺诈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