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如何影响建国以后27年间的治国方略

2013-07-20“商君书”如何影响建国以后27年间的治国方略

商鞅的法家思想——商鞅思想

“商君书”传为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所著。据考证，此文并非全部都是商鞅亲著，也有他学派的追随者的追记或创作。姑且不论此书是否全部为商鞅本人所著，或哪几篇是商鞅的学生所著，无论如何此书已流传了两千余年，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这里我们将“商君书”所提出的主张称为“商鞅思想”，因为书中清晰地反映了商鞅这一派的“法家”思想。自汉武帝采纳“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后，儒家一直是历代政权的核心思想，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均遭到罢黜，所以“商鞅思想”在历朝历代都被认为是异端。而且，他的思想只能为帝王或一些愿意将生命和良心都出卖给帝王的政治人物所用，一般的读书人不会精读和研究，因此这本书流传并不广泛。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了商鞅的一生，但只涉及他的事迹，尤其是他通过“变法”将秦国变成强国，奠定了后来统一的基础。司马迁是历史学家，他的史记肯定了商鞅的功绩，也批判了他的为人，但是却没有介绍变法的内容和商鞅的思想。商鞅的思想是法家中的一个早期的流派，法家都遵循“有法必依”，“王子犯罪，庶民同罪”这一原则，但手段各异。变法中，手段是“商鞅变法”的症结所在，只有读了“商君书”才能懂得。

建国后的治国方略竟然是“商鞅思想”的翻版

“商君书”的内容简直是匪夷所思，读后会想，不知要有多么阴暗的心理才能写出这样恶毒的“法制”手段来治国治民。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对比建国后27年里的许多治国方略，偏偏又同“商君书”所言雷同，商鞅这种邪恶的治国理念竟然在二千多年后的中国大地重振雄风，这是中华民族苦难的宿命。

19岁的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名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提到“商鞅之法，良法也。。。。。。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文革后期，他八十余岁时又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儒法斗争”的全民教育，无限地提高法家的地位。毛泽东如何研读，评价“商君书”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提出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可以处处看出“商君书”的影子。

建国时候毛泽东接收的是一个久经战乱，贫穷积弱的农业国。朝鲜战争以后，中国更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此时中国的形势同秦孝公/商鞅时期的秦国类似，对比建国以后的政令和政策，我觉得从土改开始毛泽东就采用了“商君书”的“商鞅思想”，即采用商鞅变法强国的手段。如果回头一看，我们会发现五，六十年代出现过的那些奇怪的，扭曲人性的政策同“商君书”驭民的思想方法如出一辙，以此大概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商鞅思想”初析

我不想引经据典来解释“商君书”中晦涩难懂的古文，仅以自己的理解，将“商君书”同五，六十年代政策有关的内容，归纳成几点来比较。如果有兴趣，下列内容均可从“商君书”原文中找出。

第一，弱民。这里的“弱”是动词，削弱的意思。“商鞅思想”的精髓是：强国之路的根本就是必须削弱老百姓。“商君书”中弱民的方法有几种：

让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这是以君王为本位，以法律为工具的专制理论。即君王制订法律，完全不用同民众协商。此法律的条款一旦颁布，必须令出必行，违反者将被施以酷刑。虽然商鞅在实施中做到了“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在执法上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仍不能掩盖这理论本身的黑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