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做好事难做坏事易

第一篇：

为何做好事难做坏事易为何做好事难做坏事易

改革要有中国道路

如今，改革再次被提上台面，呼声渐高。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希望，受振奋和鼓舞。但是我没有感到振奋和鼓舞，相反，觉得希望渺茫。我们现在要寻找的是“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一处，只要前进不要倒退，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但是，面对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等造成的灾难频发，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知识分子要承担责任，不能让整个道德价值系统垮台。现在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分界很可笑。因为事实是权贵资本和国际跨国资本正在联手，危害工人阶级。

回到改革话题，首先要改的是“举国体制”，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居庙堂之高者显然比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做而不是说。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财政既然是取之于民用于民，那就要还给老百姓。老百姓想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

以前有一个说法是“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所以孙立平写的溃烂理论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可怕的是全民溃烂，整个精神的堕落。所以眼睛应该向下，而不是总是向上，老是想给决策者提点什么意见，让他们痴心的想着，这种自作多情的事可以少一些。现在更需要的是眼睛向下，即全民的问题。

前些日子以所谓爱国为名的打砸抢，一是为了发泄他们的不满，二是说明了民众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当时感到非常悲哀。回顾历史，上面还是慈禧太后，下面是义和团。这样的心态，难免不让人情绪低落。我不是反对不妥协，我认为必要的时候就得妥协，不能够打仗。当然，先进的中国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其实，这背后无法遮盖中国特色的贪腐、官员廉洁度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会缺乏诚信等负面形象。

此外，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也不能全盘的把西方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引进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我还没怎么看到。大多人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天天喊革命就完了。

解决腐败问题要靠法治

古往今来，腐败一直存在。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过去国民党就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企业界没有腐败，现在我们是全社会各界，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今天在我们这里讲公平、正义，觉得现在不够好，到现在的幼儿园小学生上来或者中学生上来，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事很不好。恐怕不是，他们觉得在这里面谁都是这样，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这才是最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