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时代的结束

在2011年，杭州一家医院的专家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身上发现了超级细菌，一种对绝大多数抗生素免疫的变异细菌。随后，卫生部新版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结束征集意见，诸多媒体采用了“卫生部出台史上最严办法遏制滥用抗生素”等类似标题。

通常体现普世规则的法律，除了毒品等危害性极大的产品，很少会针对某一种特殊的物品进行调整和遏制。抗生素是如何被法律“盯”上的。历史要从百年前开始追溯。

无抗年代

没有药，就没有治疗，就只能采取隔离与焚烧，就只能尽量防止传染范围扩大。而已患病就等于已死亡。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以政权更迭、外国入侵和鼠疫为开端的。战乱加剧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恐惧感，疾病则开启了民族对自身的怀疑。

时间倒退回1910年，吉林榆树县石砬屯发生了一连串惨案。

在外谋生的村民郭十老腊月末回家过年，却突然感觉额头发烫、浑身不适，休息两天之后病情不仅不见好转，还咳嗽不止，最终在除夕吐血而亡。

按照东北民俗，去世的人要停尸祭祀后才能下葬，于是郭十老的尸体被停在家中五日，供远亲近邻前来吊唁。然而，数日内，郭家53口人中有32人因得了同样的病而亡，屯子里死亡近百人，幸存者寥寥无几。而此时县城里郭十老开的旅店中，他所接待的两名哈尔滨客商和一名店员也殁于同样的症状。“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随后，从东北到河北、山东，超过6万人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殁于同样的病症。它有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名称――鼠疫。

当卑微的生命聚集而去，终于得到重视，清廷于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直到1911年4月，肆虐已近半年之久的东北大鼠疫疫情将息，专家们才基本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鼠类身上的跳蚤是传播鼠疫的媒介，满洲里一带有蒙古旱獭疫源地。

此次鼠疫发生后，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制定各种规范防疫行为的规则异常重视。为防止通过交通工具传播鼠疫，天津卫生局专门于1911年初拟定《查验火车章程十五条》，清陆军部制定了《陆军部暂行防疫简明要则十条》，与防疫总局译印的《东西各种防疫成法》同时印发给下属各部门参照执行。

但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毕竟只是制度层面上的规范，没有药，就没有治疗，就只能采取隔离与焚烧，就只能尽量防止传染范围扩大。而已患病就等于已死亡。

鼠疫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横扫了中国大陆。据1950年代的调查，从1856年到1949年，在云南84县流行93年次，造成74万人死亡。从1867年到1952年，在广东69个县流行83年次，造成48万人死亡。在福建，从1884年至1952年，波及56县，造成的死亡人口达71万。

根本的问题在于“那时抗菌素尚未问世，磺胺药物亦很少见，所以得了病只能用些退热剂、强心剂、止痛剂、吗啡等，此外再无对症有效药物”。

“淘菌时代”

并不是任何一种新医药的诞生，都在初始就能获得支持。解决医疗卫生问题需要科技与制度的双管齐下。

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原有社会秩序的失衡，社会各界不得不采用种种办法，来应付这一自然灾害。

1944年1月，年仅34岁的樊庆笙，从美国留学归国，随身携带了三支盘尼西林菌种以及相关的设备，与时任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著名医学病毒学专家汤飞凡的想法一拍即合，开始了中国人对盘尼西林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