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院庆人文讲座2014年11月15日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http：//blog.sina.com.cn/yuanweishi

中国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要经过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转型的历史任务。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共存的。

在我看来，谈转型问题，离不开历史，有四个基本问题。

转型完成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首要的问题，否则后边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关于“现代社会”标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不是宪政、法治，思想文化上是否多元。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05年，我提出一个观点，现代文明的标准就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当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针对残酷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生存空间”的叫嚣以及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剥夺公民自由，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统治形式，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二战”胜利前后，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和新经验。《世界人权宣言》是由各国政府代表、学者、社会领袖人物共同商议出来的，包括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和民间学者代表，并经联合国大会批准。它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经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自那以后，所有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及其他文件都贯穿这个精神。

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先驱一直为之奋斗的。不虞匮乏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为什么重要。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加上遍布各大洲的战争、纳粹的种族屠杀、苏联的特务统治和大肃反，让这两点的重要性格外突出。所以，这“四大自由”是新的经验总结，是文明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准。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这四大自由，那社会转型就算是完成了，否则就还处在转型的进程中。

转型的障碍在哪里

一个国家能不能接受“四大自由”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如果能接受，那么转型的阻力在哪里呢。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反帝反封建。

说到反封建，从学术层面考察，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按照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标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不是封建制度——分封制。我认为准确的说法是宗法专制制度。

二是过去认为进行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内容是分土地。可是，土改后很久了，人们发现“反封建”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文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得到邓小平首肯的。

中国的土地状况非常复杂。不乏大地主的个案，但据1930年代的调查材料，全国46%的农户是自耕农，华北更高达67%，其中河北是72%，山东75%。[i]中国的地主绝大部分是小地主，人均占有土地10亩左右。“广东地主人均占地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占地大约7.5亩上下。”[ii]多年来有“关中无地主”的说法。秦晖和金雁翻阅了关中地区的土改材料和其他档案，证实了这个结论：“无论从史料看，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地籍资料看，‘关中无地主’——自然是相对而言——并不是土改前与民国时期才有的现象，它至少已经存在二三百年了。”[iii]关中土地改革实际解决的是一些乡绅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压榨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