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医学生的掉队

个中国医学生的掉队

就读于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花八年时间，拿到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去美国哈佛医学院做交换生——如今已成为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医师的金华义，回顾起自己求学的十年，做出这样的总结：与美国医学生相比，我们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却在跑到一半时，狠狠摔了一跤。

“前半程没掉队”

他们是站在中国医学教育金字塔尖的精英。

20世纪末，中国的大学轰轰烈烈兼并各大医学院的时代，协和医学院先后与中国顶尖的两所大学合作，获得了最优秀的生源。比金华义高一年级的学长们，这样形容自己的经历：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在协和学了八年，最后拿到了清华的毕业证。

2001年，17岁的金华义考入清华大学，正值校方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办学。他申请调剂，来到了这所著名的医学学府。班里同学都是高考的佼佼者，他们选择学医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三点：听从父母的安排，对医者救死扶伤的向往，挣钱多。

初来乍到，他听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每次人体解剖课考试前夕，学生们大多会交上一百元押金，去器材室租一个颅骨，睡前放在肚皮上反复摩挲，并把手伸到里面，熟悉各个骨头之间的关联。第二天醒来，拿着枕边的骷髅头继续温习。据说，临考前颅骨往往供不应求。而这些年头已久的教学工具一旦稍有损坏，就会落得个“破坏公物”的罪名。

此后，“读预科”、“严进严出”、“大查房”成为他耳边的高频词。他适应了福尔马林刺鼻的味道，穿梭于各式各样的人体骨骼和组织标本之间，在挤满学生的图书馆里，捧着一斤来重、砖头般的专业书籍，开始苦读。

“这不算什么。”金华义语气平淡，“一般人肯定接受不了医学生的生活状态。”这位已经28岁、在协和医院工作了两年的住院医师解释道。

早8点，从宿舍赶到学校上课；中午12点下课，饭后午休半小时；下午2点做实验，经常午夜1点才罢手；不做实验的时候到图书馆看书，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学习到12点。这是1936年，中国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在协和读一年级时的作息安排，而这个传统保持到了现在。

“高淘汰率，小而精，长学制。”金华义这样概括，“民国时期的老协和，吸收了当时美国最先进的教学制度和行医理念。”如今，这种紧张的学习压力，依然能从图书馆里一张张眼眶深陷，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脸上体现出来，他们称此为“协和脸”。

读完两年生物学、化学的医学预科，然后学习一年半生理、病理和药理学等基础医学；结束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等专业课程后，在医院见习实习，做毕业科研课题——金华义完成了近60门课程，在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下学会了“望触叩听”，马不停蹄地做实验，学习写病历。最终，他“很幸运”地留在协和医院，成为住院医师。

第五年完成本科，第七年拿下硕士学位。到了第八年毕业时，班里一百多个同学，有十多人没有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有人到后来发现自己不想学医，坚持不下去了；有些人想学，但达不到标准。”他面无表情地解释，“没办法，全世界医学生一般苦，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完整的医学教育包括医学院教育和住院医师培养两个阶段。”金华义认为，“前半程，我们至少没有掉队。”在美国掉队

一次美国之行让他明白，这后半程的马拉松，“可能一辈子都追不上了。”这个一心想做外科大夫的住院医师有点沮丧，“人家报考医学院的心态很成熟，目的更明确，吃的苦却比我们还要多。”2008年，协和医学院选出十个交换生，分别到美国和香港的医学院观摩。金华义去了哈佛医学院的两个教学医院，花了两个月时间与那里的学生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