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改革与法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十分重要，是当前我国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措施保障。一个《决定》以改革为主题，一个《决定》以法治为主题，那么改革和法治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么重要，值得研究。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我国处在全方位改革的时代，对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处理，攸关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从实践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体制改革的特点是政策驱动型，不少领域的改革都是没有法律根据甚至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以政策文件的形式进行的。尽管也有法律，但法律往往只是发挥对改革成果的事后确认作用，而非引领和规范改革的启动和推进。与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推进改革的法制驱动型改革模式相比，我国这种政策驱动型改革模式有其独特的优势，主要是可以避免繁琐复杂的立法程序的束缚，迅速、灵活地回应社会的紧迫需求。

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政策驱动型改革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暴露，社会形势的发展需要法治在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之一，政策的实施机制、保障机制以及责任机制没有严格规定，政策实施效果跟领导的关注程度有很大关联，改革决策的稳定性与实效性缺乏制度保证。原因之二，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改革往往涉及深刻而强烈的利益调整，各方面利益博弈日趋激化，如果不经过正式而严格的立法程序，就难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公正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从而影响社会对改革决策的认同。原因之三，伴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治国方略并载入宪

1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违法改革的正当性受到更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正视依法治国的要求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巨大张力，这表现在立法程序的复杂性与变革的紧迫性，法治的稳定性与社会转型的全面、深刻性，法治的统一性、普遍性与改革的渐进性、地方探索性等方面的矛盾。不仅如此，由于法治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治国方式，而且涉及权力结构的调整，诸如党政关系的调整，立法、行政和司法关系的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等等，这些调整绝非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

因此，全面认识、恰当协调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法治的基本要求，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改革，当改革遇到制度障碍时，应努力在法律体系内通过法律解释等持续寻求解决之道，并通过行政管理手段的创新，减少改革与法制的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应通过授权等形式，为体制改革的推进创造更大的空间。此外，也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权力结构的调整，为推进法治提供政治基础和保障。

四中全会《决定》的第七部分“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突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并且要求我们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决定》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领导改革的能力。

改革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必须自觉地在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活动，必须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进行，从而保障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

改革要创新突破，法治讲规则程序，这似乎是一个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