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在梁庄》有感

（一）：重返与迷失

于小胖

曾不止一次地听村里人说，他们很少去"队里"（村委会），上面给啥政策发啥钱，别人有的，没落下自己就行了。

这些轻描淡写的话，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但它就像深埋心底的种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发出芽来。而这阳光和雨露，正是来自梁鸿的专著《中国在梁庄》。

短短200多页、20万字出头的非虚构性著作，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这个浮躁时代"速食""速读"的文化特质。一篇篇他者自述与作者解读，既富有人情味甚至传奇性，又不失理论的概述与规律的总结。

这终究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可能将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实施得滴水不漏，也不可能像政府调研报告那样，提出诸多可操作性政策建议。虽然少数观点存在以偏概全之嫌，但作为观察中国农村问题的一本小书，这些不足依然瑕不掩瑜。

作者梁鸿重返她生活了20年的故乡梁庄，以某种情感和预设，去梳理中国农村问题的蛛丝马迹，既有"曾身在其中"的独特优势，又有血缘人脉的调查便利，对人物的刻画生动、具体，对村史的概述精炼、深厚。

在此仅简述几点深得我心之处：

一是农民与政治。在我少得可怜的农村见闻中，我发现不少农民对政治不感兴趣。本书作者对这一现象给出解释：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时好时坏，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有哪些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230页）。

作者很巧妙地避开了人治与法治的矛盾，政府和政策实施者公信力与农民失信感和剥夺感的博弈。孔子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现实中，仍有不计其数的施政者触碰和挑战农民的"患"，由此造成社会动荡，增加社会成本。

本书也简要分析了农民与干部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这些矛盾由此前的国家政策造成，比如上世纪90年代使农民负担日趋加重的"三统五筹"政策；另一方面，村干部享有特权，并在这特权中谋了私利。如果这一点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163页）。

二是农民与现代性。"很多人也想过上现代化的日子，而不是生活在博物馆里。"西藏一名社会学者曾这样对我说。对农民而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劳苦生活，在现代科技和消费文化更甚的今天很难维系。经济发展使乡村结构发生了改变，乡村文化与观念变革也纷至沓来。

当作者漫步在前往老屋的路上，曾经的小道杂草丛生，而在紧邻公路的地方，村里的有钱人建起一座座洋房，它们不远处，又是反差极大的破败旧居。作者认为，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30~32页）。

农村现代性的另一结果是"留守儿童"问题增多。本书以王家少年杀人强奸一案为例，指出：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第70页）

另外，"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也是现代农村的一大特色。书中，几位受访的农村老人受到孩子的气而不敢吱声，并在背地里颇有怨言地帮忙照看孙子、孙女，"孝顺"二字杳无踪影。这些事例反映出：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子、儿媳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对等地给予（210~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