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女工》有感：社会与个人

——读《中国女工》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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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摘要。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行，个人与社会，具体说来，就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个性发展与社会需求，必须保持适度平衡。《中国女工》一书就反映了中国女工的身份认同，以及伴随而来的管理者的权利控制，以及工人阶级的不满和反抗。本文还将结合我国阶层划分对我国工人阶级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国女工主体形成权利控制阶层划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跨国资本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此时大量非城市人口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变成了打工仔或打工妹。本文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从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通过亲身参与、观察与日常访谈等方法在“流星厂”这个田野中，对厂中的女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零距离的观察与论述。

在导言部分，作者先用工厂大火中的一位幸存者的话开头，然后说道：“一般来说，工厂大火之类的社会创伤预示着社会暴力，也呈现出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来自国哀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这三者联手创造出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劳动剥削形式。[1]”作者以一位叫做晓明的女工为调查对象，并通过打工妹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文学作品，找到这些打工妹的共同之处，发现了她们的孤立化和个性化，这也是资本的计划。“因此可以说，打工妹主体的形成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个是使个人不断走向孤立的个体化过程，另一个是形成某种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群体形态的过程。[1]”

这个打工妹主体形成过程必定是艰苦的，而之所以打工妹选择离开家乡，来一个陌生的地方打工，他们打工的强烈欲望至少来源于两种诱惑——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挣扎；另一面是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巨大不平等。针对城乡分化，马克思曾经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2]”这种利益的对立，也是社会冲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统治者或者管理者，往往会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比如，在本书的第三章，作者提到：工厂管理者通过运用一系列的微观权力技术来控制、掌握女工们的一切生活与劳动行动。罗斯在《社会控制》中提到，“按照控制对象进行划分，可以将其分为对于意志的也就是基于伦理的社会控制，以及对于情感的也就是基于政治的社会控制”[3]。而在我们的课本，也就是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这本书中，提到了从性质的划分，也就是“分为软控制和硬控制”[4]，我认为这种分类更容易理解。硬控制又被称为正式控制，也就是利用法律、纪律、政权等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进行控制。本书中，一些内容也有所体现：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与金钱惩罚制度；四处张贴工人手册，使女工们“被阅读”；每周一次的训导会等等。软控制又被称为非正式控制，利用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进行控制。这些体现在：重复命令建构权威性；运用歧视性语言迫使女工产生自卑心理，获取话语权力；生产流水线的独断专行运作；作为全景敞视主义的电子眼监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