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参与式档案管理档案权利

摘要。参与式档案管理是档案管理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转型阶段的产物，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公民的档案权利在参与式环境下获得了更多的实现，同时也引发权利自由边界的探讨。文章在阐释参与式档案管理建构的档案权利世界的基础上，以文献观察法分析参与式管理背景下的公民权利自由及其边界。得出结论为保障参与式环境下档案权利的有限自由，需要从公民权利意识、权利制度和权利生态三方面做出改变。

关键词：参与式档案管理；档案权利；自由权；权力规范

“参与式”是近年来档案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同时档案权利的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益，而“参与式”档案管理则给予该法定自由更广阔的施展平台。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无边界”的自由在文明土壤中生根发芽，档案权利的自由在开放包容的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多元宇宙中也应当受到合理的规范。学界目前缺少对参与式档案管理环境中公民档案权利自由及其边界规范的研究，本文拟以权利自由的限度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讨论参与式档案管理中档案权利的自由及其边界，实现档案权利生态的和谐。

1参与式档案管理

亨利•詹金斯等学者结合web2.0的特征，指出“参与文化”是“以web2.0为平台，以全体网民为主体，通过某种身份认同，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加强网络交往，通过这些主要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新型媒介文化样式”[1]。在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参与”思维和文化几乎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生产、学习等领域中，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档案作为信息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也受到了“参与”浪潮的波及。2008年，吉士多•弗利亚的文章提到参与式档案应具备“分散保存、用户为中心和广阔背景”的特征，这也被誉为是参与式档案管理领域最早的文献之一[2]。而更为人所熟知的，应该是特里•库克有关第四个社群档案范式的论述，即“在这个多元的数字宇宙中，专业的档案人员需要从制度高墙后的精英角色中解脱出来，成为社群工作的倡导者和教练员，鼓励参与式建档……”，这种“基于社群的档案范式涉及档案核心规则的变化，即从排他性的档案管理和所有权到共享合作的转变”[3]。这是一种对参与式建档和协同合作的形象诠释，代表着国际档案界积极关注公民参与档案管理的机会、途径和方式。国内关于参与式档案管理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有学者开始讨论参与式档案管理开发和利用服务的路径、策略等。在参与模式研究领域，寇京提出公众参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建模式主要有权限转移和征询接受两种[4]；加小双和安小米提出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三个模式，即内部授权个体、内部授权组织以及服务用户参与模式[5]；周文泓基于参与式生成与发展的社交媒体网络环境，提出相关的信息服务和档案管理的创新方向，即一个全景的档案世界[6]。针对参与式档案管理，国内的研究成果大多以档案实践为研究问题，缺乏对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学理性反思。参与式档案管理一方面为公众带来了多元包容的文化、开放共享的资源以及便捷易得的平台，让公众从档案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心；另一方面，档案权利作为公民参与的伴生物，势必会受到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影响。

2参与式档案管理建构下的档案权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