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碳减排法制发展及启示

温室气体的排放被认为是气候变暖的元凶，［１］依据２０１３年国际民航组织环境报告，航空碳排放虽然仅占全球总排放的２％，但年均增速位居各行业之首，预测至２０２０年将占２０％—４１％。［２］而且航空碳排放直接在对流层上部和平流层，更易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鉴于此，航空碳减排势在必行，而以市场机制优化碳排放权配置，不失为一种低成本、可持续的碳减排激励工具。１９９７年《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第２条第２款规定，缔约方应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ｖｉ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ＣＡＯ），谋求限制或减少航空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之排放。由于ＩＣＡＯ框架下的国际航空减排议题迟迟未取得预期进展，欧盟２００８／１０１／ＥＣ号指令将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ＥＵＥＴＳ）中，建立欧盟层面航空碳排放的市场措施机制（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ＢＭ），迈出全球航空业碳减排责任量化第一步，但因合法性存在严重缺陷，实施受到较多限制。受欧盟行动的压力，第３９届ＩＣＡＯ大会通过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Ｃａｒｂｏｎ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ＳＩＡ），虽然ＣＯＲＳＩＡ实施面临一定障碍，但仍在推进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亟待加速包括航空在内的各项碳减排工作，《民航局关于加快推进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民航发［２０１１］４４号）也提出，２０２０年中国民航能源强度／碳强度均较２００５年下降２２％。因此，我国应当借鉴欧盟和ＩＣＡＯ的法制发展经验和教训，积极参与全球航空碳减排行动，并且建构我国的法制框架。

一、欧盟航空碳减排的法制发展及其合法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