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研究

2008年，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简称高铁）开通以来，中国高铁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18年，中国高铁的营业里程已达到2.9万公里，占中国铁路营业总里程和世界高铁营业里程的比重分别达到21.97%和66.30%。2018年，中国高铁发送旅客量达到20.05亿人次，占发送旅客总量的59.50%。截至2019年10月11日，中国铁路的动车组列车达到6739列，占旅客列车的73.74%，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达到90亿人次。预计到2020年，中国高铁的营运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覆盖了全国80%以上的大城市（李克强，2016）。高铁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运输方式，不仅对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能够缩短企业之间的时间距离，加快了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速度，影响了社会的资源配置和要素效率。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劳动和资本要素可以自由地流动。城市之间的要素在自由配置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如果要素配置发生扭曲，会导致生产要素无法由生产效率较低的城市（产业）自由地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城市（产业）。但是，高铁的开通可以缩短城市之间的时间交易成本，推动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得生产要素自由地由生产效率较低的城市（产业）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城市（产业）。高铁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要素的扭曲状态，优化了城市（产业）之间的要素配置。高铁建设通过改变地区之间的时间距离，对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地区的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高铁建设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率和要素配置能够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中国加速迈进“高铁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高铁建设的经济收益，而且还关系到城市内部各产业之间的要素配置和协调发展。鉴于此，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本文选取高铁作为研究对象，运用sarar模型，研究高铁建设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和产业异质性，以揭示高铁建设的有效性。最终，本文的研究为高铁的规划设计、要素配置和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文献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