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决策者 [最高决策者焦虑中国命脉]

当1992年的日历快要掀到最后几页时，一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显山不露水，甚至有些默默无闻的农业，突然成了举国上下议论，党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鸡年春节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南海大院的几位主要决策者冒着严寒下基层，访农村，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国务院紧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保障农业持续增长的措施，各省党政要员紧急动员，抓紧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大刀阔斧砍农民负担，集中资金兑现“白条子”……

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问题如此重视，就连海外报纸也发出惊叹：中共高层用召开电话会议的形式来研究农业问题，还是破天荒头一次。

对于中央解决农业问题的决心和措施，普天下额手称庆，也有人三摇其头，心存疑虑。农民卖粮难、负担重和打白条问题，同来已久，中央能在短期内解决吗。这回虽然是紧锣密鼓，会不会是五分钟热度，水过地皮湿。

事实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从去冬到今夏，人们已经很难说清，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一共为农业问题开了几次会，颁布了多少文件和条令。有一点人们是清楚的，中央在大半年时间里推出这么多关于农业的“大动作”，决心之大，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湘女自杀惊动中南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包干和市场机制给了农民生产和经营上的双重自主权，使农民获得了空前的生产热情。但是，随着农业生产连连告捷，许多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农业问题已高枕无忧了，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农业、忽视农民的倾向。农业开始由辉煌转向危机。农业连年丰收，可经济效益下降；农民生产热情受到挫伤，出现了“撂荒”现象；农民负担加重，各种集资摊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出卖农产品拿不到现金，“白条子”满天飞……

农业滑坡引起了中央高层的警觉。1992年下半年，国务院责成农业部、监察部组成农民负担检查组，分赴全国各地农村检查农民负担问题。检查组带回来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1992年3月，湖北枝江县百里洲乡农民樊哲富，因负担过重上访省政府，由于问题未获解决，服毒自杀。

——1992年7月6日，安徽省临泉县关庙镇副镇长带几名干部到农民王永生家催交公粮。王永生已吩咐其妻去娘家借款，不同意干部强行拉走小麦，双方发生争执。王当场引爆炸药，爆炸身亡。

——去年11月19日下午，河南平玉县辛店乡农民蔡玉堂，因交不起提留，与上门收钱的干部吵了起来，一气之下自缢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