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决策者 [最高决策者焦虑中国命脉]
当1992年的日历快要掀到最后几页时,一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显山不露水,甚至有些默默无闻的农业,突然成了举国上下议论,党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鸡年春节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南海大院的几位主要决策者冒着严寒下基层,访农村,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国务院紧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保障农业持续增长的措施,各省党政要员紧急动员,抓紧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大刀阔斧砍农民负担,集中资金兑现“白条子”……
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问题如此重视,就连海外报纸也发出惊叹:中共高层用召开电话会议的形式来研究农业问题,还是破天荒头一次。
对于中央解决农业问题的决心和措施,普天下额手称庆,也有人三摇其头,心存疑虑。农民卖粮难、负担重和打白条问题,同来已久,中央能在短期内解决吗。这回虽然是紧锣密鼓,会不会是五分钟热度,水过地皮湿。
事实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从去冬到今夏,人们已经很难说清,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一共为农业问题开了几次会,颁布了多少文件和条令。有一点人们是清楚的,中央在大半年时间里推出这么多关于农业的“大动作”,决心之大,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湘女自杀惊动中南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包干和市场机制给了农民生产和经营上的双重自主权,使农民获得了空前的生产热情。但是,随着农业生产连连告捷,许多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农业问题已高枕无忧了,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农业、忽视农民的倾向。农业开始由辉煌转向危机。农业连年丰收,可经济效益下降;农民生产热情受到挫伤,出现了“撂荒”现象;农民负担加重,各种集资摊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出卖农产品拿不到现金,“白条子”满天飞……
农业滑坡引起了中央高层的警觉。1992年下半年,国务院责成农业部、监察部组成农民负担检查组,分赴全国各地农村检查农民负担问题。检查组带回来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1992年3月,湖北枝江县百里洲乡农民樊哲富,因负担过重上访省政府,由于问题未获解决,服毒自杀。
——1992年7月6日,安徽省临泉县关庙镇副镇长带几名干部到农民王永生家催交公粮。王永生已吩咐其妻去娘家借款,不同意干部强行拉走小麦,双方发生争执。王当场引爆炸药,爆炸身亡。
——去年11月19日下午,河南平玉县辛店乡农民蔡玉堂,因交不起提留,与上门收钱的干部吵了起来,一气之下自缢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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