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谏制度 [话说唐初言谏监察制度]

历史上，唐代言谏检察制度的发展引人注目，尤其在唐初，言谏政风长盛不衰，期间“贞观谏风”的勃兴更成为后世艳羡的治世象征。

一、选拔谏官不拘一格唐初高祖、太宗统治时期，谏官等级主要由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相当于元首生活或政治秘书）构成。散骑常侍（荣誉头衔，多授予年高德劭、功勋卓著的老臣，言谏有限，约相当于今日政协主席）为正三品，谏议大夫（言谏主力，可旁听皇帝和宰辅决策过程并进行监督，约相当于今日政协或人大委员）正五品，给事中（言谏主力，因握“封驳权”实权而可对皇帝百官进行监察）正五品，后两者发挥重要的言谏监察作用。因谏官职司直言极谏、驳正违失，察百官、逆君意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因此太宗在选授谏议大夫和给事中时，大都能够做到不论出身、党派，只要正直敢言、富有才识，皆可随才任用。如，魏征曾为太子李建成谋臣，因其敢言有见地，玄武门之变后被太宗授予给事中、谏议大夫；王珪曾为东宫太子舍人，为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之变后，因其忠贞有器识，被召拜谏议大夫。再如褚遂良以书法得到太宗赏识，再因才识而被授予谏议大夫。其他著称于世的贞观名臣，如杜正伦、崔仁师、颜师古、孔颖达等，或因学术，或因才干，皆曾任职谏官，以言事谏诤称世。

高宗、武周统治时期，言谏制度变革屡兴，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是新设了两个低品秩谏职：补阙和拾遗（品秩不高，但因由唐帝直接除授而备受尊重，为唐初之后重要的言谏力量）。补阙和拾遗品秩低，数量多，其设置原因主要是为了便于武后通过大量补受谏官而培植政治势力，以至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讥。（[宋]马光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477～6478页）武后授受补阙、拾遗虽滥，但也能够做到随才任用，一旦发现不能胜任者，迅即加以贬黜，这使得补阙、拾遗这两个谏职在客观上也成为不少才华之士晋升的阶梯。如唐初四杰之一的陈子昂，被武后任为拾遗后，进谏积极，颇得武后赏识，被后世称为“陈拾遗”。此外，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著名文人，都曾担任补阙、拾遗，且因谏言而留下令名。

二、监察权力虚实结合

唐初谏官监察权力主要表现为有虚有实、虚实结合。所谓“虚”，是指言事谏诤权和笔谏权，有约束而无强制；所谓“实”，是指封驳权，有强制约束力。唐初谏官虚实结合的监察权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发挥着重要的监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