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履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任务[1]。从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新获得了独立化发展的政治空间。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保障代表在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依法履职，成为各级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成为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主线。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内的各级人大常委会，不断地对代表闭会期间活动的方式方法进行着动态的政策调整。笔者拟以1980年至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为研究对象[2]，描述代表闭会期间活动的政策调整四个时期，阐释其阶段性的特点。整个政策调整的过程，不仅说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发展路径上的某些重要特征，也反映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一、从委员活动扩张到代表活动的时期（1980年至1985年）——政策初始的路径选择

（一）代表活动主体的扩展。1980年至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显示，初期的人大代表活动具有零星和非连续的特征。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3]（以下简称某年工作报告）初次提到了人大常委会委员视察，而此后3年的工作报告均未提及。但自1985年工作报告起，开始频频述及人大统一组织的代表视察的情况。这表明经过这个阶段的发展，代表闭会期间的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代表工作，已经正式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范围中。同时，代表活动也由常委会委员的活动发展到有组织的代表活动，代表活动开始了一般化、经常化和连续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