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反映：当前城乡社区治理中关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存的问题和建议

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作出明确部署，为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与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

一、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基本沿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的划分办法，国务院在《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进行了原则上、粗线条的划分，总体上来说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但是仍然存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不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错位的问题。

一般而言，政府事权就是通过法律授予的，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对行政权的细化和分类，政府事权是管理相应事务的责任。公共服务的多层次性要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不同层级的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实质上是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横向与纵向之间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的配置，其前提和基础是责任的分工，权力则是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和工具。我国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政府体系，即中央、省、市、县和乡共五级政府，决定了政府事权及其配置的复杂性。我国宪法仅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范围作出了原则上规定，并没有通过立法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进行明确划分，事权配置缺乏制度规范。除少数事权，如外交、国防等专属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与中央政府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往往造成应属于上级政府的事权层层下移，中央政府与地方府事权错位、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也相互错位。

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配置存在随意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收缩性较大。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确认和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明确归属中央或省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在实际执行中却发生了错位。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都属于全国性公共服务，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但实际供给责任却由县乡政府以及城乡社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