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警行政执法面临的困境分析

在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化进程持续深入发展，社会利益主体和诉求多元化的同时，居民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流动存在一定的固化倾向，这就导致社会矛盾和纠纷空前激化，持续出现的综合性问题给政府治理和公共安全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公安机关查处案件数持续在一个较高水平运行，同时由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移动支付、网络沟通和互联网对传统行业产业的颠覆性创新改造，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舒适体验的好处之余，犯罪手段也逐步智能化、组织化、高科技化，以往需要面对面才能达到犯罪目的的违法活动现在可以依托网络远距离实现。而公安机关的工作理念、处置能力和技术手段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与社会公众所期待的理想状态不相匹配，给基层警察的行政执法活动带来压力和挑战。警察队伍需要在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专业执法能力等方面多下苦功。在外部环境中，社会治理方面，需要以政府为主，公安机关、政府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外部正效应。挖掘内部潜力，在地方政府机构编制总量控制的背景下，进行警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力图实现在无增长的条件下改善警力，确保基层公安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2.1基层民警行政执法现状

随着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社会治安领域的内涵也大大扩张，公安机关基层警察是各项公安基础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对于基层工作，一般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来说明一线警察职能的多样和繁重。在面向辖区群众开展工作时，既有“110”接处警工作和上级布置的打击任务，还有来自政府、上级公安机关、辖区的非警务活动要求，民警的执法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社会治理形象。近年来，一些重大涉警舆情事件的发生，从舆论监督、队伍建设等方面对警察行政执法活动提出挑战，也深刻地推动着警务机制改革和民警执法水平的提高，社会整体法治环境改善，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逐步提升。

一是基层警察的法治意识明显加强。通过在公安部指导下各级公安机关组织开展廉政教育和法治教育、业务知识学习、电脑及智能手机办公培训等，基层民警普遍深刻认识到，警察的执法权威来自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合法性是基层基础工作的基石，依法行使权力在警务工作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经过学习，对于服务于群众的一线民警，更加牢固地树立依法用权的法治思维，注重办案流程的程序意识，公平公正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公安机关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和业务公众，拉近与公众的距离，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也快捷、便民、高效地为群众服务。

二是完善警察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建设。在开展执法责任制工作中，国务院加大顶层设计力度，修订《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部修订《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一批部门规章，通过分解岗位职责、执法质量考评检验、责任追究，执法工作基本实现流程明晰、职责清楚、定期通报、责任到人。同时，纪委监委持续加大执纪审查力度。2017年，我国公安监察部门立案查处民警违法违纪案件10390起，给予党政纪处分8159人次。2018年我国公安监察部门查处公安民警违纪违法案件7408起，给予党政纪处分6148人。工作中突出重点，特别是对公安民警涉黄涉赌、为黑社会充当保护伞等恶劣违法犯罪行为，仅全国“扫黑第一案”山西闻喜盗掘古墓案就抓获516名涉案人员，查处充当“保护伞”的公安民警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