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之相关疑难问题析解

王维永

我国公路建设为适应经济发展速度，几度提速，到2010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398.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万公里）；机动车保有量达1。99亿辆，拥有驾驶证人员2.05亿人。公路建设的高速发展，在助力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引致违法驾驶及其造成的交通事故居高不下，严重威胁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正是基于这种严峻形势，国家立法理念从结果本位走向行为本位，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八），将醉酒驾驶、追逐竞驶入罪刑法，体现了对民意的回应，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

在近3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在办理危险驾驶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基本采取了零容忍态度，全国形成共识，统一量刑标准，且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有力打击和遏制了醉驾、飚车等危险驾驶之违法犯罪行为。但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推进，不少问题显现出来，尤其是醉驾上的疑难问题逐步形成司法困境，而且，初期的有些作法已明显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效应式司法必然要走向精细化司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试图就相关醉驾入罪之疑难问题，以法律适用为视角，谈点一孔之见，期望有助于问题之研究。

一、关于醉驾之强制措施适用难问题

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司法机关在办案中逐步发现，对醉驾行为人施以强制措施存在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刑法第133条中对醉驾犯罪的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这就自然排除了逮捕强制措施之适用，因为逮捕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醉酒犯罪不符合逮捕条件。根据刑诉法第六章强制措施的规定，醉驾排除逮捕适用后，只有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可供选择。刑事拘留，法定期限一般为3日，情况复杂且经批准可延长1-4日，对结伙、流窜、多次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经批准延长至30日。而醉驾刑事拘留期限最长只能是7日。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必须在7日内完成醉驾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判决，无疑加重了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取保候审，适用对象是管制、拘役或独立附加刑者或有期徒刑取保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者，以及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或哺乳期中的妇女等。但醉驾案中一定比例的行为人来自外地，无法提供符合条件的保证人，采用保证金取保方式又难以确保行为人随时到案。监视居住，多适用于严惩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怀孕或处于哺育期中的妇女，或属于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唯一扶养人等，且办案中采用监视居住方式耗费人力物力，实际效果也不好，司法机关很少适用，这一强制措施基本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