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现状和展望

作者：敬元沭2003年12月05日

实行法治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这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这一工程重要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无疑是富于挑战性的。这里且将实际工作中的一点思考呈送给各位，希望获得教益。

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法制建设中的法律地位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由来和内涵的不断丰富。我国追求法治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在古代即有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法治”之争，虽然“法家”所言“法治”与我们今天所言“法治”并非同概念。后来儒家的“礼治”逐渐占据正统地位，其中吸收了法家、墨家、阴阳家等的理论，是为儒法合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唐律疏议》是封建制法典的代表。封建时代法制的基本特点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公开规定不平等。至晚清，法律大臣沈家本是法治的倡导者，我国开始有了宪法。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发了《钦定宪法大纲》，为袁世凯所利用。孙中山倡民主共和，提出“民主、民生、民权”，是追求现代民主法治的初步探索。蒋介石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程序，以“宪政”为其目标，其实一直实行是军事独裁，政治独裁。在前苏联，由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严重破坏法制，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恶劣影响，贻害深远。共产党执政后如何治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未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

我党对中国民主法制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建国后，法制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探索和实践民主和法制的过程，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意识和习惯。始于1957年逐渐盛行的法律虚无主义、法律无用论极大地危害了国家和人民，民主与法制在文革中走向全面危机，忽视法治带来的严重的恶果是：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形成了人治下的群治现象，社会正常秩序荡然无存，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发展战略：一是在政治发展上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二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从1979年到1999年11月，全国人大制定了三百六十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80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定了七千多件地方性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中央提出要讲法制，要开展全民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国家的法制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国外称中国一夜之间成了法律国家。

1985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一五”普法正式启动，开始了全民的法制启蒙教育。

从1991年到1995年开展的“二五”普法，其显著特色是专业法的普及。宪法和两百多部基本法、专业法的普及，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