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其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本文所论，乃是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其西、北、东顶点直抵高要、清远和惠东，大体上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深圳等近30个市、县。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特色，又体现出与江南地区的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代，东南沿海的吴、越之民大量迁入，加之在中原文化尤其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先进的青铜器及其制造工艺由北方传入珠江三角洲，促使其社会性质逐渐向奴隶制过渡。秦汉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开发的新起点，秦始皇以谪徙民与越人杂处，实际上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秦置岭南三郡，唯在珠江三角洲所在的南海郡置尉以典之。《水经·＠①水注》云：“秦并天下，略定扬、越，设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开南海以适徙民。”汉武帝平南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人的南迁。汉族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加之不少开明的地方官吏对后进的少数民族进行教化，传播封建文明，使珠江三角洲等地进入了封建化的社会阶段。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以及广州造船工场遗址所显示的生产能力，充分表明了其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番禺作为我国南方著名的经济都会，与中原、巴蜀和江南均有道路相通，联系相当密切。这些都为六朝时期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移民作为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动因之一，一般认为，秦始皇时代是一个高潮，而宋代的规模似乎更大。（注：参见何维鼎：《宋代人口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学术研究》1987年第1期。）六朝时期，岭北汉族人民大量迁入该地，充实了其经济开发的基本力量。与此同时，六朝政权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政策措施。因之，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又取得了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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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移民的解释，笔者比较赞同葛剑雄先生的看法，即：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注：参见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据此，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汉族移民，就其迁入原因和方式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是躲避战乱。汉末吴初，中原军阀混战，汝南人程秉、沛郡人薛综先后避乱交州，后二人俱从学刘熙。（注：参见《三国志》卷53《程秉传》、《薛综传》。）而刘熙也是因避乱到交州，“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注：（明）区大任：《百越先贤志》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宣统《东莞县志》卷九载：“邑本晋郡，永嘉之际，中州士人避地岭表，多止兹土，衣冠礼仪之俗实由于此。”晋愍帝建兴三年（315），“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注：（晋）黄恭：《交广记》（该书久佚，参见（清）同治《番禺县志》卷20引（明）黄佐《广东通志》）。）按晋代广州之辖境甚广，但从当时主要交通线路分析，江、扬二州之民户南流，很可能大部分进入了珠江三角洲。又《陈书·徐伯阳传》载，东海人徐伯阳，梁大同中为侯官令，因避“侯景之乱”浮海南至广州，依于广州刺史萧勃。吴兴人章华以同样原因游岭南，习业于罗浮山寺，后被广州刺史欧阳ｗěｉ＠②署为南海太守。（注：参见《陈书》卷30《章华传》。）《陈书·袁敬传》亦称：“江陵沦覆，流寓岭表。高祖（陈霸先）受禅，敬在广州依欧阳ｗěｉ＠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