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作者/余俊

3月7日，“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在发言时，严厉批评了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过度干预。

与此同时，被视为高校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仍然备受社会舆论关注。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面对媒体谈及南科大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时表示，“还是‘去行政化’，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

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再度引发热议。

高校“行政化”并非新话题行政级别、外部行政权力对办学自主权的剥夺与干预、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可看成是高校“行政化”表现出来的三个方面。

记者发现，只要一提到这个话题，被采访者无一不首先谈及高校的行政级别。

“一个搞教学、搞科研的高校，不以教学质量、科研成就论高下，却纷纷以副部级、正厅级这些行政级别论尊卑，简直是可笑。”某副部级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这样评价。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副省级城市15个，但副部级大学却有31所；全国地厅级城市不到300个，但厅级大学却多达1000多所。因此，大学至少有60多位副部级干部，还有4000位厅级干部。按照大学问题专家熊丙奇教授的分析，“985”高校的党政领导班子一般有领导13至15人，党政机构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四五百人（其中处级干部100多人）。（）“试想一下，我国各行各业，除了高等教育、大学之外，还有哪个行业部门，能拥有如此密集的官员特别是高行政级别的官员，并组成蔚为壮观的‘官场’。”有学者这样发问。

事实上，拥有行政级别或行政职务的高校“官员”，往往也更容易占据晋职评级评优的各类榜单。

教育部2009年评选的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当中，100位获奖者担任行政职务的占九成，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占一成。在同年评选的两院院士中，35名中科院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48名工程院院士，超八成是现任官员；特别是60岁以下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你只要查阅一下各个高校的人员名单就可以发现，一个大学真正的专职教师最多一两千人，而机关、后勤人员往往数千上万人，而这些人员绝大多数不仅具有行政级别，同时还拥有学术职称。”著名杂文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魏剑美如此感慨。

而石定果提到行政权力对学校管理的过度干预，只是高校“行政化”的一个方面。一些大学老师对此感受更为直接。合肥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吴秋芬教授说：“在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学位点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名目繁多的建设工程的立项审批中，行政力量强行介入，强化了对学校的干预。”

除了外部的行政干预，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同样让人倍感忧虑。

24岁的王俊雄是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他在上海警备区服役两年后，退役返校成为一名保安员。1月4日，正在校门口执勤的王俊雄向记者表示，“学校对我很关心，做保安挺开心的。”根据学校规定，王俊雄可享副科级干部待遇，试用期工资1650元，正式录用后月薪2000多元，与他同一批返校做保安的本校毕业生还有梁正权和陈聪。该校保卫处处长刑连义介绍，2009年，保卫处招收了退伍返校的大学生士兵周俊杰和徐铮，他们从保卫处的保安职位做起，如今，周俊杰已调任学校管理系行政秘书，徐铮成为学校园林系党政秘书。不难看出，与其说保安职位让人满意，不如说“副科级”待遇以及未来的仕途发展潜力更让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