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地方文献工作的经验和思考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地方文献工作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地方文献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对地方文献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高度的重视。1956年秋，周总理在视察云南省图书馆，并在云南省召集的两次座谈会上，对图书馆工作和地方文献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他指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图书馆要及时准备充足的粮草，为科研提供资料”。他还特别指出：“图书馆应将本地区的地方志尽可能搜集完全，对其他有关本地区历史、地理的文献，也要予以足够的重视，要积极地利用地方文献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8年8月9日，周总理在北戴河接见邓衍林同志时指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方法，有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是查找出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周总理的这些指示，为我国的地方文献工作指明了方向。

建国后的16年间（1949-1965年），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基本上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

1、地方文献普遍得到重视，成为省、市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织部分。许多省、市图书馆虽未设立专门机构，但在书目参考、阅览等部门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

2、十分注意地方文献特别是地方革命文献的收集。许多省、市图书馆都把搜集地方文献作为本馆藏书建设的重点，采取多渠道、多途径地收集地方文献。

3、发挥馆藏地方文献的作用，通过阅览、展览、咨询和书目索引等形式，紧密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对本地区的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9-1966年17年间，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基本上处于健康发展的时期，但也出现了一些起伏和失误。例如，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地方文献工作不可避免地同其它各项工作一样，存在着片面追求高指标的现象。在思想方面，虽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但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果出现了片面性和绝对化。另外，在50年代末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中，在地方文献工作上也一度出现混乱。例如对杜定友先生《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讲稿的观点提出了“意见”，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1966-1976年），我国地方文献工作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大量的地方文献被看作“污泥浊水”、“四旧”、“毒草”，地方革命文献被看成为“走资派树碑立传”的“黑材料”，遭受洗劫、查封、销毁。工作人员长期积累下来的资料和编制的书目索引被搞得七零八落，混乱不堪，残缺不全。这一切给我国地方文献上作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进入8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1.地方文献工作重新受到重视。1982年文化部颁布了《关于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作了明确的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各地图书馆采取多种措施，抢收了一些失散的资料。整顿内务，清理馆藏，制订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许多图书馆建立了地方文献专藏，地方文献工作队伍得到恢复和壮大。

2.地方志编写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对地方文献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地方文献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地方文献的需求量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