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

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的看法。在特殊的战争时期，这显然有毛泽东一切服务于战争的策略性考虑。

文学艺术体现效率的观念，在这个时期就是工农兵文学和民族形式，这两点都与简约明了有关。也就是说，只有通俗易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表达中国文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才能迅速为战时的民众所接受和理解，从而实现全民抗战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7简约明了的内在要求，显然是针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的。只有简约明了、通俗易懂，才能调动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并为他们服务。于是，文学艺术从语言到形式，就出现了一个如何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转译”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中来的问题。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资源的问题：

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含。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3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间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报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8

延安时期的“下乡运动”，是寻找这一源泉的有效实践。它一方面改造了知识分子自身，一方面实现了文艺从语言到形式的“转译”过程，也实现了文艺普及的目的。后来周扬在《新的人民文艺》中总结说：“解放区的文艺，由于反映了工农群众的斗争，又采取了群众熟悉的形式，对群众和干部产生了最大的动员作用与教育作用”，就是实现效率的自豪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