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

现代化、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这些语词，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内部是聚讼纷纭的场所，相同的字词不同的内涵彼此交错、排斥、融通，而学术语用与日常语用又常常相互抵触，这使现代性、后现代性及现代化本身就成为了问题，从而使它们本想描述、解释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不过，或许正是这种充满问题的理论掘进，才使我们的研究趋近真理（而非达到真理）。现代化问题，作为一种命名活动与叙述框架，无疑是有独特的理论价值的。而实现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已被认同为我们的当然任务，对此的理论探讨则必须首先回答电视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本文愿就此作一次提纲式的探讨，希望有助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电视文化建设。

一、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1、何种现代性

现代性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使现代成为现代的那些因素。马克斯·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berman，1982）。现代性首先指哲学、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toulmin，1990）。这就是现代性的第二个层次——社会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在整体结构上的表现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答案。在社会微观制度层面，人们较为公认基于法律的“责、权、利明晰”的制度为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如我国正在推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审美的现代性。美学中的现代性出现在新前卫现代主义运动和波西米亚文化中，它们反对工业化与理性化的异化向度，试图改造文化，在艺术中寻求创造性的自我实现。

通过现代艺术、消费社会的产品新技术以及新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方式的传播，现代性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

以上是人们面对整部人类历史时，对现代性的大致的传统的理解。也许我们将现代强调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更为重要：现代性就是层累的现代性加上切近的当代性，这样的现代性更能与我们的普遍语用相适应，使我们借现代性而生的交往更加合法化。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电视文化本身就应该作为一个现代性特征。电视作为二十世纪（最近的现代）最伟大的发明，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已经是为人所公认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是现代的一个标志。电视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尤其充满了现代性。电视以其通俗性、声画并茂的优势，史无前例地沟通了最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文化垄断与文化隔绝被打破，电视促进了文化民主，使文化生活成了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上面谈的是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框架的宏大叙事中的现代性。我们要思考中国电视的现代化问题，对现代性的把握既要与此相联系，更要建构电视自身的小型现代性。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探讨才可能有一个牢固有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