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与洋务运动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②。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说到底，就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维护古老的封建王朝这个“中体”的目的。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