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共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转折点，这是不争的事实。周恩来认为：五中全会标志着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策的重点已由对外转向对内，即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是“一个帽子”，“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9～200页。）。为何国民党的态度在五届五中全会后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转变。这种态势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五届五中全会。本文将对此试作探讨。

一、五届五中全会前国民党对共政治心态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两党之间并没有很大的磨擦，这很容易遮蔽掉一些问题，使我们在思考上述问题时将视线的上限放到五届五中全会，而不能向前推移。当我们将视线投向五届五中全会前，会发现国共之间存在着潜在冲突，已蕴含着后来两党关系变化的因子，一旦时机许可这种变化就会发生。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合作虽然消弭了两党间的战火，但国民党内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依然存在。其实国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国共合作就是另有企图，缺乏合作抗战的诚意，这在国共两党就合作问题洽谈及合作之初就已存在。这种心态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根绝赤祸案”中表现得甚为明显，该案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合作是“于穷蹙边隅之余，倡输诚受命之说”，而国民党的接纳则是“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注：《根绝赤祸案》（1937年2月21日）。）而已，所以国民党将领一再提醒蒋介石，对共产党不应不防，甚至要求恢复原来的剿共政策。陈诚在1937年2月15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就认为：“今日赤匪之要求，为目前计，固不能不虚与委蛇，但考其要求之用意，仍非出自诚心，不过假借特区名义，名正言顺，整顿充实，一俟坐大，伺机反噬，亦即所谓‘不战而屈我’阴谋，手段原自高人一等。”他要求“当以八九年来一贯之国策为重，而以苟求一时表面之安定为轻”（注：《陈诚总司令上蒋委员长陈述陕甘善后问题之意见电》（1937年2月15日）。）。在国民党人看来，中国共产党借“和平团结，共同御辱”的旗号来保护自己，并会借机发展壮大。

对中国共产党不信任的心态在合作抗战开始后仍很明显。蒋鼎文在1937年10月4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认为：“职之观察彼方，决无诚意，不过藉此公开扩张其势力”（注：《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呈蒋委员长电》（1937年10月4日）。），陈立夫更对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战的企图与步骤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共产党“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的结论。他认为：“共党之参加抗日，其步骤有三：（1）以联合阵线之名，取得参战之一员，虽居我下亦甘之如诒。（2）以国共合作之口号，期取得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开之保障，为其他各党各派作护符。（3）俟实力既充与我对峙作正式战，而以各党各派担任游击，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其计至毒，其法至妙”（注：《陈立夫呈蒋委员长函》（1938年2月1日）。）。他甚至为国民党内其他人不能了解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