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二)（三）

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

（二）

（三）

（七）各色人等的回忆和自述

我在《党史札记》中写过三篇读后感，介绍和评论我的三位同学（记者金凤，外交官冀朝铸，志愿军战士张泽石）的自述。为什么把这些人的自述，拿到《党史札记》中来评论。他们可以算是党史人物吗。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列入“党史人物”有什么规格。我说过：把这些读后感列入党史札记，并不是主张把这几位自述者写进党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党史的人，要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各种人写自己经历的书，我在《党史札记》中还提到《温济泽自述》，他是右派改正的第一人。在《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中又列了《黄慕兰自传》，一位做秘密工作的老人的传奇人生，和剧作家杜高的《又见昨天》。如果开《二〇〇五年我的读书单》，还应该列上活跃的理论家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新闻和文化工作者沈容的《红色记忆》，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的刘冰的《风雨岁月》和《求索：难忘的历程》，夫妇外交家章文晋的夫人张颖的《外交风云亲历记》，还要加上刚读完的曾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戴临风的韵言为主加上旁白的诗体自传《千韵人生》。这只是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说的，不说挂一漏万，也是挂一漏百，挂一漏十吧。

这类自述性的出版物，不容易找到汇总的书单。常常是得不到出版消息，得到出版消息也找不到购书的地方。各种出版社都出这类书，发挥多个积极性而不是只有一个积极性，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此处不出我书，自有出我书处。”但是，从读者来说，如果几个出版社，成系列地出版这类书，形成几套丛书，使各个丛书形成自己的品牌，那就更好了。已经有几个出版社这样做了。一个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百年人生》丛书，其中我读过的有民主人士、廿年落难、晚年入党的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思痛录》、作家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历史学家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翻译家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等多种，杜高的《又见昨天》就是其中的一种。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套《口述自传》丛书，我读过三种（黄药眠、文强、舒芜），还编了一种《口述历史》丛刊，已出三辑，希望丛书和丛刊能如约继续出下去。一个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出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冀朝铸那本即是其中之一，我看过的还有朱正的《小书生大时代》、何满子的《跋涉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消息闭塞，近年来没有听到这套丛书的下文。

聚散书为丛书，持之有恒，锲而不舍，积以时日，这样的丛书在出版界读书界就会形成名牌，发挥出散书难有的效应。

（八）关于自费印刷物

现代排版印刷的条件比过去方便多了，社会的财富状况也比过去优越多了，所以古代有钱人自费刻书的传统，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有些书，出版社不出，人们就自费印出，分送友人。朱正主编的《1957：新湖南报人》，就是这样一本书，记载了那一年报纸编辑部划“右派”人数占总人数比例最大（一百四十三人中五十四人打成“右派”）的历史事件。五十四人中的刘皓宇，写了一本《人·鬼·人》，也是这样印出的。几年前我收到中央党校一位老干部杨德修自费印出的《自写当年》。最近，我还收到不相识的李理寄来自费印出的《俺这一辈子》。这样印出的书，日渐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