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挥中华诗词对廉政文化建设的独特作用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孕育了中华诗词这一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葩和瑰宝。中华诗词以其简洁明了、文采洋溢、意蕴深长、颇富哲思的艺术魅力感染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不仅在中国有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掀起了绚丽的中国民族风，为外国友人所推崇。笔者在此浅谈一下发挥中华诗词对廉政文化建设的独特作用，兼与广大同仁赏析、交流。

一、中华诗词中的廉政文化因素

（一）中国特色的“政论诗”蕴含廉政文化基因

中华诗词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有许多作品都关心国事、时事，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论诗”，能够反映政治现实，不是单纯为了艺术而艺术，因此反而使其更富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是理念先进。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倡导了新乐府运动，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作理念，倡导写作要反映社会现实，不能媚俗媚权，不能为掌权者粉饰太平，这种写作方面的“民情”“民生”“民意”理念成为世人及后人秉承的写作圭臬。二是内涵丰富。政论诗坚持“民情”“民生”“民意”理念，关注时政、关注民生、关注现实，极具人文主义精神。一首首蕴含历史沉思、清廉劝戒、高洁操守的廉政诗词，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精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也成为研究王朝兴衰、廉政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库。三是名家迭出。先秦时期的屈原的代表作《国殇》等《楚辞》中的名篇多反映国家、社会、民族现实，《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先贤大圣的著作对当权者寡廉鲜耻、昏庸乱政、亲佞驱贤的鞭笞，和对反腐倡廉的向往、推崇，成为历代文人不懈的精神追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政论诗很有名气，与其写的爱情诗一样脍炙人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标志性招牌。同时期的诗人杜牧的政论诗在文学史也有一席之地，后人并称李商隐与杜牧为“小李杜”。宋朝的豪放派及抗金名将等文学大家也多有针砭时政之作，如辛弃疾、陆游、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克庄等。清朝的龚自珍、魏源也著有大量政论诗，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廉政文化余晖。

（二）廉政诗词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