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组织创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一）我国农业的“四低一高”

我国农业商品化程度低，许多地区的农民家庭仍然停留在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状态，这种状况是制约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我国各地农村居民人均销售农产品现金收入的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以年为例，农民家庭销售农产品现金收入水平最高的省份是黑龙江，人均达到元，最低的是西藏、青海，人均分别只有元和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倍。全国大部分省区（个）的农民家庭人均销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只有～元，还有相当一部分省区（个）的人均销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在元以下，而人均销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在元以上的省区只有个。

如果把农村居民家庭销售农产品现金收入与其农业总收入之比，作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一个近似指标，那么可以看到，全国平均农业商品化水平还不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达到个，其中商品化水平低于％的省区有个。由于农业的商品化水平低，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最终进入市场交换获取现金的数量少，因此农民收入难以提高。

与此相仿，我国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低，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特别是影响主产区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表是国家物价局有关玉米、苹果和橘子三种产品年和年不同产地销售价格的统计数字。数字显示，当年玉米的产地价格，最高为北京的每公斤元，最低为黑龙江的每公斤元，两者相差元。也就是说，每公斤玉米的价格相差接近元。而苹果的地区价差更为惊人，最高是江苏的每公斤元，最低是山西的每公斤元。也就是说，前者每公斤价格超过元，而后者每公斤价格不足元。再看橘子的地区差价，最高是广东的每公斤元，平均每公斤元；最低是四川的每公斤元，平均每公斤只有元。上述数字表明，由于市场一体化程度低，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使得主产地的农产品价格大大低于非主产地的价格，严重影响了主产地农民的收入。

我国农产品加工程度低，也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美国农业部××年出版的《农业实况》一书反映，目前美国人的食品消费支出中，有％是用于农产品产后的集散、批零销售、运输、加工、广告、包装、餐饮服务等费用。在整个年代消费者增加的食品支出中，约有％是增加在农产品产后各种营销服务费用上。因此，延长产业链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重要环节。据我国农业部产业化办公室的一份报告反映，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率一般达到％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比重为∶到∶，而我国农产品加工率迄今为止只有％到％，其中，二次以上的深加工只有％，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只有∶。我国农产品加工程度低，不仅减少了农产品附加值，也相对减少了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由于初级农产品大部分属于生活消费必需品，其消费的收入弹性比较低，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逐步提高，而食品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对初级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而导致部分初级农产品在低消费水平下的供大于求，价格下滑，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处于一种不利的交易地位，这是导致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又一重要原因。农民作为一个初级产品提供群体，其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特点，使之在市场谈判中总是处于一种不利的交易地位。通过农民合作组织来改善农民的交易地位，通过合作社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把农产品加工增值利润保留在农民自己手里，这是被许多发达国家经验所证明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民收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